有一张老照片，见过的人很难不为之动容。

那是1960年初春的上海丁香花园，陈赓把妻子傅涯和孩子们叫到身边，说要照一张“全家福”。照片里，他仍旧保持着标志性的微笑，肩背挺直，穿着一件简简单单的黑色便衣，儿子陈知建坐在他身侧，纽扣扣得一丝不苟，神态举止，阳光朴素。

可是仔细看，在那标志性的笑容底下，陈赓眉宇间是藏不住的疲惫与憔悴。

更让人揪心的是站在他身旁的妻子傅涯，她没有刻意整理表情，脸上全是掩不住的忧心——每晚听到丈夫咳嗽、气短，胸口闷哼，她比谁都明白，这个家看上去还完整，其实已经在和时间赛跑了，就在这张合影留世一年以后，陈赓便在上海病逝，年仅58岁。

陈赓去上海养病，是被毛主席和彭老总“逼”着去的。

1957年12月19日，他第一次突发心肌梗塞，差点没抢救过来，从那以后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那天早上，陈赓刚吃完早饭穿好军服，正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突然有人登门拜访，妻子傅涯已经上班去了，客人稍坐一会儿就离开了。

客人一走，陈赓胸部突然出现剧烈的心绞痛，呼吸困难，疼痛一阵比一阵剧烈，脸上迅速失去血色，满头汗水直淌，随即在沙发上躺下昏厥过去。

在客厅地板上玩耍的小儿子涯子发现了，他跑去找司机老赵：“爸爸哭了，爸爸哭了。”老赵赶到客厅一看，陈赓已经倒在沙发上不省人事。当北京医院的医疗小组赶来时，陈赓已处于休克状态，手脚冰凉，连脉搏、血压都测不到了，诊断结果是急性心肌梗塞，立即进行抢救，可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他还没有苏醒过来。

聂荣臻、粟裕、张爱萍、刘亚楼、彭德怀、陈锡联等人闻讯先后赶来，直到深夜11点，陈赓终于睁开了眼睛，醒过来第一句话却不是在问自己的病情，而是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六个字：“对他不能让步！”

原来前一天会议上他和一位同志发生过争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他脑子里装的居然还是工作上的分歧。陈锡联在一旁俯身安慰：“你命都不保了，你别想那么多啦！”

这次发病，陈赓在医院整整住了三个月才勉强恢复行走。

可他是个坐不住的人，出院后依旧活跃在各种事务中。医生反复叮嘱不能过度劳累，他却把处方夹进公文包，连药都没买齐。

傅涯再三相劝，他只回答一句：“现在停，我这辈子怕是再也赶不上国家大发展了。”

1959年初，陈赓的心肌梗塞第二次发作，这一次比上次更凶险，心脏的梗塞面积进一步扩大。彭老总心疼他，以国防部的名义起草文件建议暂停他的工作，让他退居二线。陈赓不干，跑去找彭老总当面争辩，彭老总一口拒绝；他又跑去找老上级周总理求情，周总理索性报给毛主席，主席一句话拍板：“陈赓是对国家不可或缺的大才，但现在党和国家需要他养好身体。”陈赓这才勉强卸任。

1960年冬天，他住在北京灵境胡同的房子里，一直感觉胸闷气短，因为房子矮、气压低，呼吸不畅，他搬到了西直门专家招待所，还是不见好转。后来才知道，他的心肌梗塞面积已经扩散到了危险的地步。恰好上海市委有同志来电话邀请他去疗养，中央也顺势做了安排，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甚至专门给傅涯安排了一项去上海的调研工作，陈赓这才同意动身。1961年初，陈赓带着一家人住进了上海丁香花园。

丁香花园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私宅，始建于1862年，上海解放后成为华东局机关所在地，陈毅、潘汉年、刘亚楼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过。

陈赓住进去后，表面上是“休息”，实际上每天往七机部、华东电机厂跑，研究雷达零件，心脏病复发越来越频繁。

傅涯寸步不离，夜里听到他胸口闷哼，就赶紧扶起来塞救心丸。有一次陈赓半梦半醒中嘟囔了一句：“让老彭把资料全收好，别耽误了试验。”一句话就暴露了他满脑子还惦记着工作。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件谁也想不到的事。

当时中央军委发了一个通知，要求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把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战斗经历整理撰写成作战经验总结，供后人学习参考。

总参谋部考虑到陈赓病情危重，专门下了死命令对他封锁这个消息，身边的人也都接到指令：报喜不报忧，绝口不提工作。这种保护性的善意欺骗，有时候比直接伤害更让人心酸，因为它剥夺了一个战士死在战场上的权利。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上海警备区的一位副司令员不知情，好心来看望陈赓时，无意中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陈赓知道以后激动得不行，当场就质问：“为啥没人告诉我？我还没死呢！”

他对身边人说“自己在病中还能为党工作”，当即决定动笔。秘书先写了一个提纲给他看，他觉得不满意，亲自彻夜不眠地重新起草，计划写一部六章的《作战经验总结》，包括序言、作战准备、进攻、防御、追击、转移。

为了提神醒脑，他不得不喝浓茶和咖啡，长时间处于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回忆起战场上的一幕幕往事，有时候突然哈哈大笑，有时候又长时间沉默不语。

连日来的劳累使他的心绞痛频频发作，每次疼起来，他就捂着胸口，冷汗把衣裳都湿透了，但他就是不肯停笔。

身边的副官张继才忍不住劝说：“首长，要不您休息一会儿吧，这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写出来的！”陈赓却摆摆手，说了一句让人听了就鼻子发酸的话：“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就让我多做些工作吧，你们不要把我管得太严了！”

看到张继才眼眶湿润了，陈赓反倒笑了起来，说：“我都没哭，你哭什么！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让我抓紧时间工作吧！”

这就是陈赓——一个拿命换时间的人，在死神眼皮子底下走钢丝，赌的是能不能在倒下之前把最后一个字写完。

1961年3月15日，也就是陈赓去世的前一天，上海的天气骤冷。

陈赓又感觉胸口闷闷的、好压抑，但要强的他还是坚持趴在桌上写总结。到了下午傅涯下班回来，陈赓坐在沙发上等候，看到妻子进门非常开心，笑着说：“傅涯，今天是我的生日，给我擀点面条吃吧！”

傅涯听了心里一阵内疚——她竟然连陈赓的生日都忘记了。她赶紧亲自和面粉、动手擀面条，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长寿面端到陈赓面前。看着陈赓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傅涯的眼睛湿润了。

那天夜里，陈赓忙到很晚，睡下后突然胸口剧痛，从睡梦中惊醒，但他硬撑着没当回事。第二天清晨，他还催着傅涯去上班，说“别误了安排”。

傅涯走后没多久，剧烈的胸痛再度袭来，家里只有小儿子陈知涯。孩子看到爸爸满头大汗倒在沙发上，赶紧跑去找司机叔叔。当傅涯和抢救医生赶到时，陈赓的瞳孔已经放大，眼角开始渗血。医生们用了强心针、人工呼吸、按摩，所有能用的手段全都用上了，8点45分，这颗为国家和人民释放了全部能量的将星，过早地陨落了。

在场的人后来回忆，医生费了好大劲才把他紧握的手指掰开，那支红蓝铅笔简直像长在肉里一样，笔杆都被捏得变了形。桌上那摞没有写完的稿纸上，最后几个字是“继续往前”。

很多人不知道，陈赓对自己活不过六十岁这件事，早在近十年前就有过预言。

1952年深秋的北京，刚刚被任命为哈军工院长的陈赓指着自己的胸口，对妻子傅涯说：“上海那次电刑伤害了根本，我恐怕活不过六十岁。”那时他正在整理从朝鲜带回来的笔记，窗外白桦树的叶子正在纷纷飘落。

傅涯当时觉得丈夫不过是随口一说，并没有往心里去。

更早的时候，1952年1月26日——也就是那年的除夕之夜，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战事稍微趋于平稳，陈赓没有独自庆祝，而是来到参谋处与杨迪等六名年轻参谋围坐在一起过年。

他带来了一瓶酒，几个人把木板拼成的桌子合在一起，边喝酒边聊。

在年轻人要求下，陈赓讲起了自己当年救蒋介石的事，讲起了长征的事，还讲起了自己与彭老总的私人关系。他说：“我和彭老总是老乡又早相识，你们不要看到我可以和彭老总开玩笑的一面，还要看到我很尊敬彭老总。他可算是我党我军内头号正直的人，我很敬佩他总是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顾全大局，勇挑重担；他为人刚正不阿，直言不讳，敢做敢当。”

年轻人听得津津有味，发出阵阵惊叹。可就在气氛最热烈的时候，陈赓突然话锋一转，神情变得安静了许多，轻声说道：“你们看我好像身体很健康，我自己也注意锻炼身体，但是我知道我活不过60岁，你们信不？”

在场的人全都大吃一惊。杨迪几乎是立刻反驳：“司令员，您是个乐观主义者，而且一直注重锻炼，听说您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澡，怎么可能活不过60岁？我们一百个都不信！”

但陈赓依旧坚定地摇了摇头，用低沉的声音说：“信不信由你，你们可以看到我的预言的。”当时谁也没把这话当真，只当是除夕夜的一句醉话。没想到一语成谶，九年之后，他真的倒在了五十八岁的门槛上。

这预言的根源，要追溯到1933年春天。

那年3月，陈赓在上海治疗腿伤已经基本痊愈，正准备返回江西中央苏区的前一天，在静安区一家戏院门口被叛徒陈连生认出。

他想侧身离场，可尚未痊愈的膝伤拖慢了速度，对方死死黏住他。眼见情况危急，他抡拳将对方击倒，却没料到哨声骤起，法租界巡捕一拥而上，重重铁栅拦住了他的退路，之后他被关进了老闸巡捕房。

审讯室里，敌人对他施用了灭绝人性的电刑——电流接通的刹那，他咬碎了牙齿混合着血沫吞咽下去，始终没有说出一个地下党人的名字。

他曾在被捕前偷偷藏了一包烟，受刑时抽出几支塞进嘴里嚼着，试图稍微麻醉自己、减轻电击带来的剧痛，但电流的灼烧仍然让他感到撕裂般的疼痛，仿佛身体和灵魂正在被生生剥离。

随后几个月，军统、宪兵、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轮番上阵，电击、盐水、上老虎凳——能用的手段几乎用遍，却始终撬不开他的嘴。

审讯室外，一名宪兵私下对同伴说：“弟兄，你可千万别把他折腾死——这人救过委员长的命。”

后来宋庆龄带着记者闯进巡捕房，敌人才慌忙把刑具藏起来。

1933年4月，陈赓被押解到南京，蒋介石发电报称只要陈赓悔过自新便将给予重用。蒋介石又派了一拨又一拨的黄埔同窗前去劝降，把能想到的人情牌打了个遍，但陈赓不为所动。

后来，蒋介石索性亲自出马，在南昌当面劝降，陈赓接过蒋的秘书邓文仪送来的亲笔信，当着众人面叠成纸飞机，随手扔进了站台垃圾桶。

蒋介石下不了杀手的深层原因其实并不复杂：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时，陈赓曾经在枪林弹雨中背起瘫软的蒋介石冲出重围，硬是从乱军中闯出一条血路，救了蒋的命。

杀陈赓，蒋介石担不起“忘恩负义”的骂名，更会寒了黄埔旧部的心。

1933年5月，经党组织和宋庆龄等人多方营救，陈赓终于脱险获得自由，但心脏受到的损伤已经像一颗定时炸弹，深深埋在了他的身体里。

事实上，陈赓从年轻时起身体底子之好是出了名的。延安的冬天零下几十度，徐向前亲眼见他天天冲冷水澡，那身子骨壮得像头牛。

但深入看下去就会发现，他的身体实际上是一本写满了伤病的“负债簿”。南昌起义后，他的左腿中弹受伤；鄂豫皖苏区胡山寨突围时，他的右膝又被子弹嵌进了关节，从此留下终身残疾。抗战期间，他又在晋察冀前线遭到过日军毒气弹的袭击，弹片嵌在胸口附近多年未曾取出。这些大大小小的新旧伤加在一起，换一个普通人早就躺下了，可陈赓偏偏是个从来不肯躺下的人。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创办哈军工的那段日子。

1952年6月，毛主席突然将陈赓从朝鲜战场召回，当面交给他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创建一所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的军事工程学院。

当时摆在陈赓面前的情况是：一无校舍，二无教师，三无办学经验，四无教材和设备。他对工作人员发了狠话：“我要是办不好军事工程学院，誓不为人！”

为了选校址，他拖着那条受过伤的残腿，在哈尔滨零下三十度的冰天雪地里一步步丈量土地；为了请教授，他放下将军的身段，挨家挨户登门拜访，被拒绝了也不生气，笑呵呵地再去磨。

陈赓自己住小平房，却把学院最好的楼房安排给教授们做宿舍，还专门为他们建了饭厅、请厨师做饭。他亲自拿着教授名单一趟趟去找周总理批示，想方设法从全国各地大学调人。

那段时间，陈赓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哈尔滨之间，多次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并求助。短短几年时间，哈军工愣是从一片荒地上拔地而起，成了亚洲一流的军事院校。

这个神话般的速度背后，烧的全是他的命。

也就是在那几年，他的心绞痛开始时不时来敲门，可他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1957年春天的那次常规体检，军医拿着心电图反复确认后小心地劝他：“大将军，左冠状动脉狭窄，必须歇一歇了。”陈赓笑着摆摆手：“心脏嘛，多跳几下就通了。”旁人都被他逗笑了，也就没当真。

临终前，陈赓对妻子傅涯说了两件事，说他怕她承受不起。一件是家里的事：孩子还小，这个家得有人顶住。当时他们的四个孩子中，最大的陈知建才15岁，最小的陈知涯只有几岁，再加上陈赓与前妻王根英所生的长子陈知非，一共五个孩子。另一件，是关于他已经牺牲多年的前妻王根英——王根英的母亲年迈体弱、经济拮据，他托付傅涯把老人当亲娘一样照料。

傅涯含泪点头：“我答应你。”陈赓这才深深喘了口气，似乎心里落下一块石头。

说到王根英，有必要多交代几句。

王根英是上海纱厂女工出身，1925年在周恩来牵线下与陈赓结为夫妻，三年后生下长子陈知非。1939年3月8日，她在129师突围途中遭到日军突袭壮烈牺牲，年仅33岁。噩耗传到陈赓那里，他把电报反复看了不知多少遍，然后把自己关在帐篷里一连三天没有出来，发誓三年内绝不重新娶妻，后来患疟疾高烧不退时，他在昏迷中仍不断喊着“根英，根英”。

守灵整整三年之后，陈赓才在战友们的撮合下与傅涯重新组建家庭，但他对王根英的这份感情，从来不曾因为时间流逝而淡去。

他生前一直主动承担赡养王根英母亲的义务，把老人当成自己的亲娘一样照顾，所以他在临终时把这件事郑重托付给傅涯，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一个男人对自己内心那笔“债”最后的交割。

傅涯也确实用一生兑现了诺言。

陈赓去世时她才43岁，此后再未改嫁，独自一人把五个孩子全部抚养成人，个个成才——其中三个成长为少将、两个成为教授。

她每月按时给王根英的母亲邮寄生活费，一直坚持到老人去世。她还花费大量心血整理陈赓的日记和手稿，采访陈赓的战友，为王根英烈士撰写了传记《报国何计女儿身》。

更让人动容的是，2010年傅涯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临终前她特意把子女叫到身边，留下遗嘱：不要将她与陈赓合葬，而是让陈赓与前妻王根英烈士合葬在一起。子女们遵照母亲的遗愿，将陈赓和王根英的遗骨迁葬回了陈赓的家乡湖南湘乡。这份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深情与胸襟，让多少听故事的人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陈赓去世的消息传开以后，老战友们的反应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

粟裕当时也在上海华东医院养病，两人住在同一家医院，在那段时间里经常聚在一起回忆过去、畅想未来，互相扶持着熬过病痛。

得知噩耗后，粟裕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在当场，随即泪如雨下，因为过度悲痛导致身体严重缺氧，一度昏厥过去，病情进一步加重。经过紧急抢救醒来后，他踉踉跄跄地拖着病体赶到陈赓的遗体前，抱着老战友就是一顿痛哭，嘴里念叨着同一句话：“他怎么会走在我的前头！”

李克农的反应更为激烈。

他与陈赓的交情可以追溯到1928年上海特科时期。那时陈赓化名“王庸”，担任中央特科第二情报科科长，是法租界里名声最响的情报掮客；李克农则是他的单线联系人，与钱壮飞、胡底一同被派去潜伏在国民党中统局的心脏部门。

在那些步步惊心的白色恐怖岁月里，两人配合默契到了不需要多说话的地步——很多时候陈赓根本不用说，李克农就已经把他想办的事办好了；李克农也不用解释，陈赓就已经把路给他铺平了。

后来顾顺章叛变、整个中央特科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正是李克农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把情报送出，才保住了党中央机关的安全。

这种过命的交情，在和平年代是根本复制不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和陈赓都担任副总参谋长，两人因工作交集增多，关系愈发亲密，时常一起喝酒谈天。

那天李克农正在家中独自小酌，听到陈赓去世的消息后，他先是怔住了，随即狠狠灌下一杯酒，然后将酒杯猛地掷在地上，碎片四溅。

他流着泪喃喃道：“陈赓走了，再好的酒也没有味了！”

此后他果真滴酒不沾，整个人郁郁寡欢。

陈赓的骨灰要从上海送往北京时，李克农不顾自己的病体，坚持到机场去送老友最后一程。

仅仅一年多之后，李克农也病逝于北京。

有人说，陈赓走了，把李克农的半条命也带走了。

周总理当时正在广州视察，得知消息后身体为之一振，一向沉稳的他脸上逐渐显露出深沉的忧伤。

他独自坐在办公室，神情凝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沉默了许久之后，周总理先后三次向国务院作出批示，要求将陈赓的追悼会延迟召开，一定要等他回去亲自送老战友最后一程。

追悼会结束后，周总理开始为陈赓骨灰盒题写覆盖字样。他反反复复地在一张又一张纸上书写“陈赓同志之骨灰”七个字，每写一张就拿起来反复端详，总觉得不够满意，于是重新下笔，一张接着一张，恨不得把多年革命情谊全都融进这字里行间。

周总理以书法好闻名，但这次他的手却因悲痛而发抖不止，眼泪止不住地浸透了纸张。几天之后，他才终于精心挑选出最满意的三张字条，让人转交给傅涯。

一年后，当陈赓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时，覆盖其上的正是周总理亲手选定的那三张字条中的一张。

陈赓和周总理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黄埔军校时期。1924年，陈赓踏入黄埔军校大门，在这里结识了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从此成为一生挚友。长征途中，周总理身患重病，正是陈赓一路紧紧护卫在担架左右，和邓颖超及医疗队员一起悉心照料，周总理才得以有惊无险地走完长征路。从黄埔到长征，从特科到建国，两个人几乎无话不谈，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如今陈赓先走一步，周总理心中的悲痛，旁人难以体会。

徐向前元帅是陈赓的黄埔同期同学，两人同为一期生，年轻时一起摸爬滚打。

得知消息后他赶到灵堂，对着聂荣臻说了句让全场沉默的话：“我想不通。陈赓是我们这帮老家伙当中身体最好的，在延安的时候，冬天我穿皮袄，他还洗冷水浴，他的身体那么好，怎么会走在我这个老病号前面？”

聂荣臻只是不停地重复着三个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又说了一句：“太突然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刘伯承元帅作为陈赓在八路军129师时的老师长，得知消息后默默流泪，久久不能平复。

彭老总当时住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听到陈赓去世的消息，整个人静静地坐在一处，没有说一句话，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了都心疼得不敢上前。

宋庆龄更是彻夜难眠，给友人写信说：“我们的好同志和伟大的朋友陈赓突然去世，这个打击真是太大了，使我悲伤至极。为什么好人总是英年早逝呢？”

当年陈赓在上海被捕，正是宋庆龄亲自带着记者闯进巡捕房，又去找蒋介石求情，才保住了陈赓的性命。她对陈赓的品行了如指掌，两人之间的情谊既深且厚。

有人说，陈赓是我军高级将领中“投票选最不可能早走的人”。他活泼、乐观、爱开玩笑，走到哪里都能把气氛搞活，见谁都像邻居一样亲切，和谁都没有私怨。当年延安冬天的冰天雪地里，别的将领裹着厚皮袄还嫌冷，他却每天清晨一盆冷水兜头浇下，身子骨壮得像头牛。

可偏偏就是他，走得最早。

究其根本，与其说他是被心脏病夺走生命的，不如说他是被几十年的战伤、酷刑、操劳和那份“歇不下来”的责任心一点点透支干净的。正如他自己在1952年那个秋夜里所言，有些事情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但他选择了继续燃烧。这种清醒的担当，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让人心里发酸。

他留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那些打了胜仗的传奇和从荒地上拔地而起的哈军工，更是一种至死方休的拼命精神——而这，也许正是那一代将帅身上最让人难以释怀、也最让人肃然起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