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广东在GDP总量上常年稳居全国第一。然而,在这份耀眼的成绩单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第一”——地级市数量全国第一。21个地级市的庞大规模,在带来管理灵活性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行政成本高企、资源分散、区域发展失衡等深层次问题。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上,广东若想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对现有地市、县行政区划进行一场“瘦身健体”式的调整与整合,已刻不容缓。

一、 数量之“最”与效率之“困”
广东目前拥有21个地级市,这一数量远超江苏(13个)、浙江(11个)等经济强省。这种“多而散”的格局,主要源于上世纪80-9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初期“放权搞活”而进行的批量设市。当时,拆分地级市确实激发了地方活力,但时至今日,其弊端已愈发凸显。
1. 行政成本居高不下。 21个地级市意味着21套完整的行政班子、21套独立的财政体系。与江苏相比,广东多出了8个地级市,行政支出近乎翻倍。大量的财政资源被消耗在维持庞大的行政机构运转上,而非直接用于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2. 管理效率遭遇瓶颈。 过多的行政层级导致政策传导链条过长,容易出现“政出多门”和“九龙治水”的现象。特别是在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同发展方面,行政壁垒往往成为最大的阻碍,降低了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二、 区域失衡与“小马拉大车”
广东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长期存在,珠三角富可敌国,而粤东西北则相对滞后。这种失衡与不合理的行政区划设置密切相关,集中表现为“小马拉大车”和“大马拉小车”的矛盾。
1. 粤东西北的“小马拉大车”。 在粤东西北地区,部分地级市(如云浮、汕尾、河源等)中心城区经济实力较弱,产业基础薄弱,却要管辖大片的县域和农村。这种“头小身大”的结构,导致中心城市无力辐射带动周边,反而加剧了区域内部的贫富分化,甚至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的“收缩型城市”现象。
2. 珠三角的“大马拉小车”。 与此相反,珠三角核心城市如深圳、东莞等,经济实力强劲,但土地资源极度匮乏。由于行政边界固化,这些“经济巨人”难以向周边拓展发展空间,土地瓶颈严重制约了其作为核心引擎功能的发挥。
三、 整合路径:从“物理合并”到“化学融合”
面对上述困境,广东亟需一场深刻的行政区划改革。改革的核心方向应是减少行政层级、优化空间布局、促进资源整合。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
1. 推动地级市“强强联合”与“强弱整合”。
珠三角核心区:探索广佛同城化的行政整合,将广州和佛山合并为一个超大城市,彻底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推动珠海、中山、江门的合并,打造珠江西岸的强力增长极,解决珠海“有城无腹地”、中山“有产无空间”的难题。粤东西北地区:针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地市,实施“撤并降级”。例如,将云浮市整体并入肇庆市,将汕尾市部分区域划归惠州或深圳(深汕合作区模式),将河源、梅州合并为一个以生态保护为主的地级市。通过合并,减少行政单位数量,集中力量办大事。2. 实施县域“撤小并大”与“扩权强县”。
针对粤东西北地区县域经济“小散弱”的问题,应大力推进撤并小县。将人口较少、经济总量偏低的县进行合并,设立中心镇或县级市,减少行政成本。同时,借鉴浙江经验,扩大县级发展自主权,将更多省级行政职权下放至县(市),激发县域内生动力。
3. 创新“飞地经济”与跨区域合作机制。
在行政区划调整难以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应大力推广“飞地经济”模式。例如,深圳与汕尾共建的深汕特别合作区,就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的成功探索。未来,应鼓励珠三角核心城市在粤东西北设立更多产业转移园区,通过利益共享机制,实现“借地发展”。
四、 结语:以空间重塑换发展新局
行政区划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必须坚持“稳慎推进”的原则。然而,对于志在“永争第一”的广东而言,这场改革势在必行。通过优化行政区划,广东不仅可以大幅降低行政成本,提升治理效能,更能打破区域壁垒,重塑“一核一带一区”的发展格局。
当21个地级市精简为更具竞争力的15-17个,当“小马拉大车”变为“大车拉大马”,广东的经济版图将更加均衡,发展动能将更加强劲。这不仅是广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贡献“广东智慧”和“广东方案”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