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得从1931年说起。 那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河北省委遭了大清洗。省委书记殷鉴、省委委员安子文、巡视员刘澜涛和杨献珍等人，全被抓起来关进了北平的草岚子监狱。这监狱位置在北平西城，是国民党专门关押天津和北平两地地下党的地方。

牛宝正那时候就在这监狱当看守班长。 他是山东无棣县后牛村人，1886年生，家里几代贫农。念了五年私塾就出来讨生活，啥活都干过。后来在无棣县警察大队当过骑兵正目，又混了个分队长。1925年前后军阀混战，他看局势太乱就辞职回了老家。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第二年跟着朋友跑北平讨生活，托关系才在草岚子监狱谋了个看守的差事。

这人有个特点——没架子。 别的看守动不动就打骂犯人，牛宝正不这样。这让他赢得了狱中“犯人”的好感。殷鉴他们入狱后立马成立了狱中党支部，一边跟敌人斗，一边寻思着能不能争取几个看守。正愁没突破口呢，机会自己送上门了。

牛宝正家里来信了，说他母亲病重急需用钱。 他没读过多少书，不会写回信。找别的看守帮忙吧，又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家穷。他观察了一圈，觉得杨献珍像个读书人，就拿着纸笔到牢房门口，支支吾吾地请人家帮忙。杨献珍二话没说就帮他写了家书，转头就把这事儿报告给了党支部。党支部当即下了指示：这个人要争取。

接下来杨献珍就开始“攻心”了。 牛宝正执勤的时候，他主动搭话，像朋友一样安抚他。还把自己身上仅有的钱掏出来让牛宝正赶紧寄回家。人心都是肉长的，牛宝正被这份情谊打动了。趁热打铁，杨献珍说自己在牢里没法看书读报，憋得慌，希望牛宝正能帮忙带点书报进来。牛宝正一口答应，还嘱咐他千万别说出去，不然自己命都保不住。

就这样，牛宝正成了共产党员和外界之间的“信使”。 他冒着杀头的风险，往牢里送革命书籍和进步报刊。久而久之，他越来越认同这些人的信仰，心甘情愿给党组织传递情报。同志们给他起了个代号叫“OX”，既是“牛”的谐音，也像一头认准了理想就往前冲的倔牛。据回忆录记载，他先后传递了数十份重要情报，救助过多名共产党员。后来这事暴露了，他被抓进大牢受尽折磨，可一个字都没吐露。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草岚子监狱的“囚犯”，不少成了开国元勋。他们一直记着牛宝正的好，打算把他接到北京。可大家只知道他是山东人，其他信息一概不知。安子文他们只好一纸急电发往山东，请当地帮忙查找。

山东方面接到电报高度重视。 1950年4月，公文一路下到了无棣县。县委办公室干部张学德负责这事儿。他骑着单车直奔城关。很快有人反映：县城东关一个正在接受管制的人员就叫牛宝正。他早年干过国民党警察队长和监狱看守班长，现在属于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张学德心里直打鼓——这人跟档案里没半点跟共产党有联系的记录啊。

为了核实身份，张学德数次约谈牛宝正。 牛宝正“交代”说，他在北平当看守班长时，曾帮在押的中共组织做过不少事，为此差点被枪毙。后来逃回山东无棣原籍，靠做小买卖过日子。解放后地方上不清楚他这段历史，根据他当过国民党警察队长和监狱看守班长的经历，把他划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实行公安管制。

张学德把情况报上去，领导指示要进一步确认。 经过对邻居和家属的走访，证实他确实在草岚子监狱当过看守班长。张学德提起安子文、刘澜涛这些名字，牛宝正直摇头说不认识。他只认识“徐子文、刘华甫”。原来，当时在白区工作的共产党人常用化名，“徐子文、刘华甫”正是安子文和刘澜涛的化名。牛宝正提供的体貌特征也全部对得上。身份确认无误。

当张学德告诉他当年的“徐子文、刘华甫”现在已是中央领导时，牛宝正瞪大了眼睛，连说想不到。 张学德当场宣布对他解除管制，按中央安排护送他举家进京。牛宝正先是愣住了，接着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随后他被安排进北京公安局，享受干部行政18级待遇。1954年，牛宝正走完了68年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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