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八世纪中叶，大唐帝国在经历了“开元盛世”的极尽绚烂后，正缓缓驶入由盛转衰的历史航道。天宝年间的渔阳鼙鼓（指安史之乱）动地而来，虽已平息，但社会结构与精神信仰的基石已被撼动。在这片土地上，佛教香火鼎盛，寺庙林立，然而，繁华之下，难免鱼龙混杂。就在这信仰与欲望交织的复杂图景中，川蜀之地（今四川省），一位名叫释雄俊的僧人，以其惊世骇俗的言行，为自己谱写了一曲荒诞而可怖的终焉之章。他的故事，并非英雄的史诗，而是一面映照人性贪婪与宗教虚伪的镜子，被镌刻在《冥报记》与《法苑珠林》的泛黄纸页间，穿越千年，依然散发着令人不寒而栗的警示气息。

释雄俊，史料未载其出家前的名姓与家世，这或许意味着他本就出身平凡，抑或其行径过于不堪，使得记录者无意为其粉饰。他活跃于唐肃宗、代宗时期（约公元756年-779年），主要活动范围在剑南道一带，其核心区域约等于今天的四川省。此时的川蜀，因未受安史叛军主力蹂躏，相对富庶安宁，成为了流民、商贾乃至各路僧侣的庇护所，也成了释雄俊这类人物滋生的温床。

他身披袈裟，却全然不守清规。其“恶行”在史料中被概括为两点，看似简略，却足以勾勒其人的全貌：

其一，是“四处化缘敛财，口念佛号而日夜酒肉”。化缘本是僧侣维持生计、与信众结缘的清净之举，但在释雄俊手中，却成了一门精准的“生意”。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市井乡野，利用民众对佛门的虔诚信仰，大量聚敛钱财。他所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并非发自内心的信仰，而是招摇撞骗的招牌与护身符。更为嚣张的是，他毫不避讳地饮酒食肉，日夜如此。在佛教戒律中，“不饮酒”是为防止神智昏乱，“不食肉”在汉传佛教传统中也尤为严格。释雄俊的公然破戒，并非出于对教义的思辨，而是纯粹的放纵与享乐。可以想象，在某个小镇的酒肆里，人们常能看到一个肥胖的僧人，面泛油光，一边咀嚼着肉脯，一边举杯畅饮，口中却仍含糊地念着佛号。这极具冲击力的画面，是对当时佛教清规的极大嘲讽。

其二，是其“理论依据”——他自称“念佛即灭罪”。这短短五个字，暴露了释雄俊并非一个简单的愚昧之徒，而是一个精通“话语术”的狡猾之辈。他抓住了佛教净土宗“念佛往生”法门中易于被曲解的部分，将其极端化、庸俗化，为自己构建了一套“免罪金牌”理论。在他的逻辑里，无论犯下何种恶行，只要口中念着佛号，便能瞬间抵消罪业。这种将信仰彻底工具化、将修行简化为口头禅的行为，不仅为他自己的放纵提供了心理安慰，更可能误导了一批无知的信众，流毒甚广。

他的行为，与其说是一个僧侣，不如说是一个穿着僧服的市井无赖。他巧妙地利用着制度的缝隙与民众的盲信，在神圣与世俗的边界线上疯狂试探，积攒着现世的财富与来世的业债。

大唐大历二年（公元767年），释雄俊的人生迎来了戏剧性的转折。他“暴死”了。所谓暴死，即突然死亡，非因久病，这在古代医学不发达的条件下，常被视为天罚或冥报。他的躯体骤然冰冷，按照常理，故事本应在此结束。然而，传说才刚刚开始。

据《冥报记》逸文记载，释雄俊的魂魄被拘拿到了阴曹地府。在那里，他面对的是一场严厉而高效的审判。阴司的判官（相当于现代最高法院的法官，负责审理案件、判定罪责）掌持生死簿，其上清晰地记录着他一生的斑斑劣迹：假借僧名，诓骗钱财；亵渎佛法，酒肉无度；散布邪说，误导众生……每一条都证据确凿，无可辩驳。

可以想见，在森罗殿上，这位生前巧舌如簧的僧人，此刻必然百般狡赖，再次祭出他的“法宝”——“念佛即灭罪”。他或许会高声诵念佛号，企图以此抵消那厚厚的罪业记录簿。然而，阴司的法则远比人世的诡辩来得严谨与冷酷。他的行为，在判官看来，非但不能减罪，反而是罪加一等：因为他玷污了佛号的神圣性，将其变成了作恶的工具。

正当判官依据律法，要将其打入相应地狱受刑之时，剧情发生了逆转。记载语焉不详，只说“传说阴司放还阳”。为何放还？一种合理的推测是：他的阳寿或许未尽。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体系中，人的寿命由天曹（相当于中央人事管理部门）注定，阴司虽掌刑罚，但也需遵守这项“基本法”。释雄俊的暴死，可能是一次“错抓”或是一次“突击审查”，在查明其阳寿未终后，阴司不得不依法将其遣返。

然而，这次“放还”绝非宽恕，而是一次更具羞辱性和警示性的惩罚。阴司的官员，或许带着一丝鄙夷与无奈，如同处理一件不合格的退货产品，将其灵魂掷回了人世。这场短暂的阴司之旅，成为了一场公开的“现世报”演示。

释雄俊苏醒过来。从死亡边缘回归，他带回来的不是重生的喜悦，而是一个恐怖的印记：他“口不能言经”。这里的“经”，特指佛经、佛号。他依然可以正常说话、饮食，但一旦试图诵读经文，喉咙便如同被无形之手扼住，发不出任何声音。

这个惩罚，精准得令人胆寒。它直接废掉了他作恶的核心工具——那张念着佛号行骗的嘴。他赖以生存的“理论”和实践能力被彻底剥夺。往日的信众再来看他，见他支支吾吾，连最简单的《心经》都无法诵出，其“高僧”的画皮被彻底撕碎。他成了一个活着的警示牌，一个行走的“地狱见闻录”。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释雄俊活在何种巨大的恐惧、羞愧与绝望之中，我们已无从得知。他每日面对着自己无法念诵的经文，回忆着阴司森严的景象，承受着来自周遭的怀疑、嘲笑与唾弃。他聚敛的财富，此刻毫无意义；他嗜好的酒肉，恐怕也食之无味。他虽然在呼吸，但作为“僧人”释雄俊的社会生命乃至精神生命，已经在苏醒的那一刻宣告终结。

数月之后，这位川僧再次去世。这一次，是真正的、永久的死亡。没有奇迹，没有再次“放还”。阴司的大门，为他彻底关闭。史料没有记载他第二次死亡时的情景，但这沉默的结局，远比任何凄惨的描述都更具力量。它宣告了一场由天地鬼神见证的审判，最终尘埃落定。

释雄俊的故事，在唐代并非孤例。中唐以后，佛教寺院经济过度膨胀，僧侣队伍良莠不齐，大量如释雄俊一般“寄佛偷生”的伪僧混迹其中，引起了社会和朝廷的忧虑。后来的唐武宗会昌灭佛，其背后就有清理这类乱象的动因。

道宣与道世（《法苑珠林》编者）将这些事迹记录下来，根本目的在于“征明善恶，劝诫将来”，即通过活生生的案例来宣扬因果报应，教化世人。释雄俊的传说，完美符合这一叙事模式：恶行—恶报—公示。它给予底层民众一种朴素的正义观慰藉：即便现实中的恶僧逍遥法外，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这个故事的核心矛盾，直指一个永恒的宗教与哲学命题：形式与内涵的关系。释雄俊将“念佛”这一修行形式，与内心的信仰和道德的实践完全割裂。他的失败在于，他以为可以靠玩弄形式来欺骗法则，无论是人世的法则还是幽冥的法则。阴司的惩罚，正是针对这种“形式主义”的最严厉批判——不是不让你念，而是让你从根本上失去“念”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