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新四军战士遇到一货郎，一问，对方竟答不出货品价钱，货郎心虚想溜，战士急忙拉住，无意中发现其手臂上竟有枪伤：“你到底是谁？”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的统治阶级加强，而中国各地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尤其是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和八路军。这一年中，豫鄂皖苏等地区的抗日根据逐步扩大，各部队不断通过整编和合编增强战斗力，并在复杂的敌后环境中迎接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军的双重挑战。 年初，豫南、鄂中、鄂东等地的抗日武装被统一整编为新四军鄂挺进纵队，由李先念任指挥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这支部队在鄂豫皖边区继续加强和拓展抗日据此。与此同时，新四军游击支队改编为第6支队，彭雪枫担任指挥员兼政治委员，负责发展豫皖苏边的抗日根据。该地区的态势复杂、交通便利，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也因此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焦点。彭雪枫打造的部队不仅与日军正面交锋，还多次粉碎了日军的偷袭和封锁，使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进入3月，国民党顽固派在皖东地区突然发起对新四军的大规模进攻。保卫内战威胁着抗日统一战线的稳定。新四军第4、第5支队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沉着应战。县大桥和来安县半塔集一带，他们成功击退了国民党余军的攻势，并借机扩大了皖东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覆盖津浦铁路几十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这些不仅成为地方抗日的核心，还通过税收、教育、医疗等措施，根据群众的生活条件极大地改善了，赢得了群众的支持。 5月间，中共中央东南发电局，自主独立发展华中抗日根据战略方针，强调必须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斗争不仅是对抗投降危险的重要，也是争取抗战局势的好方向转变的关键。为加强华中抗日力量，中共中央指示八下旬，八路军第2纵队第344旅和新编第2旅主力共团5人从冀鲁豫边区南下。 ，部队于6月安徽涡阳县新兴集，与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 与此同时，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正在紧张进行中。无锡至江阴公路以东、南京至上海铁路以北的地区，被称为苏南东路，这里的敌军活动街头，抗日斗争形势严峻。5月，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部指挥部由此成立，谭震林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东路地区的抗日行动。在他的领导下，抗当地日武装开展灵活的游击战略，反击日军的“清乡”和扫荡，逐步控制了民主的农村地区，进一步孤立了敌占城市。 随着南下部队的到来，华中地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联系进一步加强。8月，八路军第四纵队与其他新四军部队继续作战整合，成立八路军第五纵队，进军淮海地区，与新四军第五支队和谐，成功这一地区的战略意义在于，它连接了皖东与淮海的抗日根据地，为根据地的物资和人员调动提供了保障。 7月，江南指挥部的主力北渡长江，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合，成立了苏北指挥部。陈毅担任指挥，粟裕为副指挥，他们致力于部队东进至泰兴县黄桥地区，据此开辟苏中抗日。这一行动不仅仅是巩固了苏北的抗日力量，也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打下沉重基础。10月，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进攻黄桥，意图夺取苏中。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被迫自卫，经过奋战，歼灭韩德勤部1.1万人，赢得了黄桥战役的胜利。 战役结束 至1940年底，新四军主力部队已发展到近9万人，抗日根据地覆盖了封锁区域。中共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战力量逐步壮大，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推动者。 1941年5月，江南大地已是硝烟四起，炮火连天。驻扎在苏南的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危机。敌人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想要一举歼灭这支屡建奇功的劲旅。 师长谭震林独自一人在简陋的指挥所里，伏案沉思。敌情如烈火烹油，稍有差池便会全盘皆输。谭震林深知，此刻容不得半点马虎。 就在此时，副官廖海涛急匆匆地闯了进来。他神色慌张，连汗都顾不上擦，显然是遇到了十万火急的军情。＂师长，大事不好！＂廖海涛一开口便是噩耗，＂敌人派奸细乔装货郎，混入镇上刺探我军虚实。要不是我们当机立断，恐怕就要中了敌人的诡计！＂ 原来，就在不久前的傍晚时分，镇上的集市还热闹非凡。几名正在采购的战士无意中发现，有两个挑着担子卖货的小贩鬼鬼祟祟，东张西望个不停。他们对货物的价格也是一问三不知，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这引起了战士们的警觉。思量片刻之后，他们决定上前盘问。 起初，那两个货郎还能巧言应对。但架不住战士们步步紧逼，问题越来越刁钻。渐渐地，他们便词穷理屈，破绽百出。情急之下，他们甚至想要夺路而逃。幸亏战士们眼疾手快，一把拽住他们的胳膊。这时才发现，他们的臂膀上都有枪伤！真相大白，原来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货郎，而是敌人安插在我军周围的奸细。 谭震林听完廖海涛的汇报，心里明白，抗战的路还很漫长。敌人虽然挫败，但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新四军还有更多硬仗要打，要一步步把敌人赶出中国的大好河山。但有这样勇敢机智的将士，谭震林对胜利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