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在新中国外交宴会上，邻桌的外宾问容龄：“共产党进北京时，你害怕吗？“容龄的回答令周总理叫绝。 裕容龄出身于显赫的正白旗汉军旗家庭，自幼便沐浴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她的父亲裕庚在清末担任驻外公使，先后被派往日本和法国，这为裕容龄提供了接触西方文化的宝贵机会。随着父亲的调任，裕容龄在不同的国家生活和学习，逐步形成了她独特的文化视野和艺术素养。 在日本期间，裕容龄不仅随父亲履行外交职责，还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活动。她在红叶馆向舞师学习日本舞蹈，掌握了细腻而优雅的舞姿。同时，她在日本大礼官长崎处接受了外交礼仪的训练，涵盖音乐、古典舞、美术插花等多方面的艺术教育。这段经历不仅丰富了她的艺术造诣，也为她日后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裕庚被调任驻法国公使，年仅十一岁的裕容龄随父亲移居巴黎。在巴黎，裕容龄的艺术天赋得到了进一步的培养。她在当地著名舞蹈家邓肯的指导下学习现代舞，展现出非凡的舞蹈才华。邓肯对她的赞赏不仅提升了她的自信心，也使她接触到进步思想，倡导个性解放和自由追求的理念深深影响了她的思想和人生观。裕容龄在邓肯创编的古希腊神话舞剧中担任角色，展现了她对舞蹈艺术的深刻理解和表演能力。 在法国国立歌剧院，裕容龄进一步接受了系统的芭蕾舞训练，师从著名教授萨那夫尼。这段学习经历不仅提升了她的技术水平，也开阔了她的艺术视野，使她能够在不同的舞蹈风格中自由切换，展现出多样化的表演才华。她对芭蕾舞的热爱和执着，使她在短时间内便掌握了这一高雅艺术形式，并在随后的演出中大放异彩。 1902年，年仅十三岁的裕容龄在巴黎公开登台表演，出演了《希腊舞》、《玫瑰与蝴蝶》、《奥菲利亚》、《水仙女》和《西班牙舞》等舞剧，赢得了巴黎观众的高度赞誉，被誉为东方的“蝴蝶舞后”。 清王朝覆灭后，裕容龄并未停下她的艺术脚步，而是积极参与公益义演，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劳苦人民筹集善款。她的善良和对社会的关怀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她已年过四十，但她依然保持着出色的舞蹈功底，凭借多年的训练和丰富的表演经验，在公益演出中展现出非凡的艺术魅力和高超的技艺，进一步巩固了她在社会上的良好声誉。 新中国成立后，裕容龄的艺术生涯迎来了新的篇章。她被聘为国务院文史馆馆员，致力于研究和记录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她著有《清宫琐记》等书籍，详细记录了清朝宫廷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为后人了解那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裕容龄在文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不仅展示了她深厚的学识和研究能力，也体现了她对国家文化事业的热爱和奉献精神。 裕容龄的一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与个人艺术追求的生动写照。她在不同国家的生活经历，使她不仅掌握了多种舞蹈艺术形式，还深刻理解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共通之处。这种跨文化的理解和融合，使她的艺术作品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力。 她的艺术成就不仅体现在舞台上，更在于她对文化交流和艺术推广的积极推动。通过在巴黎的舞台表演，裕容龄将东方的优雅与西方的自由精神巧妙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她的表演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融合，为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的一个秋日，北京的一处高档酒店里，觥筹交错，群贤毕至。这是一场盛大的外交宴会，出席的多为各国使节。容龄端坐主宾席，优雅地微笑着。作为前清贵族、民国名媛，她曾在多个政权更迭中见证历史变迁。如今，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她也积极参与到新政权的外交活动中。 酒过三巡，容龄身旁的一位西方男宾突然问道:＂共产党进北京时，您害怕吗？＂男宾神情复杂，似有挑衅之意。他显然是假借寒暄，实则想试探容龄对新政权的态度。容龄微微一笑，目光坦然:＂先生，我是中国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为何要害怕自己的同胞进入首都呢？＂言语间极为自信，丝毫不见怯懦。 男宾闻言一愣，似乎没料到会得到如此干脆利落的回答。他尴尬地咳嗽两声，便再没做声。容龄端起酒杯，轻啜一口，她知道自己这番话定会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当年清廷覆灭时，许多贵族都选择了逃离，可她却留了下来。人们或许会认为她是个机会主义者，见风使舵，随波逐流。但只有她自己明白:无论时局如何变幻，自己始终是个中国人，始终要为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晚宴结束，众人纷纷告辞。周恩来总理亲自将容龄送到门口，嘘寒问暖了一番。临别时，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今晚您的表现，令我钦佩不已。相信在座的外宾也会对新中国刮目相看。＂ 后来据说，周总理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特意提到了容龄的这番话，并号召外交人员向她学习。他指出，容龄虽然出身贵族，但始终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自处，这种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怀，正是新中国外交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一时间，容龄的事迹在外交系统内部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