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蒋介石来到广州，张发奎去找李宗仁：“机会难得，我们来一次兵变，把老蒋给抓起来。” 老蒋在年初下野时，为了拉拢粤系对抗桂系，委任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后升格为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这两个职位，手握着实权，可谓是一方诸侯。 余汉谋、薛岳对新任职务都算满意，和老蒋的关系也拉近了不少。 另一个粤系元老张发奎，虽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看似位高权重，其实处境尴尬，实际大权由 “参谋总长” 顾祝同牢牢把持。 张发奎到任后，发现陆军总部的人，对他根本不买账，他的权力别说比不上几个副司令，就连参谋长汤尧都不如。 有人公开讥讽说：“上头有顾总长做主，张总司令说了可不算。” 张发奎在和好友聊天时，愤愤的说：“这是明升暗降，拿个空衔来敷衍我。北伐我当第四军军长时，汤尧不过是个军校的教官，如今连这种人都对我冷眼相对，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南京解放后，国民党主要机构迁逃广州。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主张“粤桂联盟”，想让桂军主力退往广东，和桂系交好的张发奎极力支持，但却遭到余汉谋、薛岳的强烈反对。 老蒋在7月飞到广州，一方面是控制趋势，压制李宗仁，另一方面是阻止“粤桂联盟”。 张发奎在老蒋到后，去找李宗仁，直言说：“德公，眼下有个绝佳机会，趁老蒋此刻正在广州，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扣起来。” 说这话时，张发奎一脸的兴奋，仿佛已经看到了扣蒋后的局面。 张发奎与老蒋之间的矛盾，可谓是积怨已久。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张发奎率领麾下部队与桂系军队携手，共同组建 “张桂联军”，公然向老蒋发起挑战。 抗战中，张发奎和老蒋一度修复关系，被任命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但在1944年的桂柳会战中，因承担战败之责，被老蒋降职为第四方面军司令。 抗战胜利后，张发奎担任广州行营主任，并担任受降主官，他对老蒋的过分“宽大”很是不满，坚决主张严惩日酋田中久一。田中久一曾担任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为恶甚大。 何应钦秉承老蒋之意，给张发奎打电话，让判处田中久一徒刑，留下性命，张发奎反驳说：“田中久一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必须杀掉。” 在张发奎的坚持下，田中久一没有被送去南京审判，而是由广州行营的军事法庭判为死刑，之后执行枪决。 广州行营处决了不少罪大恶极的战犯，并派兵在香港、澳门四周警戒，摆出“收复”的架势。张发奎的强硬姿态，引起老蒋的不满和担忧。 1946年，老蒋撤销广州行营，紧接着将张发奎调到南京，担任“上将战略顾问”。被免职的张发奎，气得大骂：“这是卸磨杀驴，过河拆桥。” 直到1949年初，张发奎这才被重新起用，得了一个“陆军总司令”的头衔，但实际权力，明显不如薛岳的省主席，余汉谋的绥署主任，显然，老蒋对张发奎的戒心是很深的。 及至老蒋这次来到广州，张发奎认为机会来了，只要将老蒋扣押，就能迫使他把军政大权交出，如此一来，李宗仁这个代总统的“代”字就可以取掉了，“粤桂联盟”也就阻力大减，可以实施了。 李宗仁认为张发奎这是不实际的“奇思妙想”，苦笑着说：“你把人扣了，接下来怎么办？不怕老蒋的部队来打广州？” 张发奎说：“德公，此时不行动，更待何时？只要扣了老蒋，他那些嫡系部队群龙无首，我们就能重新整合力量，说不定还能挽回败局！” 李宗仁说：“向华（张发奎的字），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此事不可行啊，就算我们真把老蒋扣起来了，又能怎样呢？他的那些嫡系部队，尤其是黄埔系的将领们，向来只听他一人号令，我们根本指挥不动。到时候，局面不但不会好转，反而会变得更加混乱、于局势毫无益处啊。” 张发奎叹气说：“德公，你太胆小了。” 李宗仁不同意，没有掌握部队的张发奎，也只能放弃这个计划。老蒋这边，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他召见薛岳、余汉谋等粤系大员，先是斥责一番，接着又封官许愿，薛岳、余汉谋带头向老蒋“输诚”，说绝对不会放桂军一兵一卒进入广东。 捉蒋”未遂的张发奎，担心遭到老蒋报复，跑去了香港，陆军总司令由关麟征接任。 老蒋这边，开始拉拢白崇禧，挑拨他和李宗仁的关系。老蒋将白崇禧召来，进行了一番 “推心置腹” 的谈话，说：“健生（白崇禧的字）啊，如今危在旦夕，我们得齐心协力，以前的那些误会，都一笔勾销，往后就像北伐时那样合作。” 北伐后期，桂系可是搞了一次“逼宫”，导致了老蒋的第一次下野，那时的“合作”就已不牢靠了，何况是如今。可白崇禧听后，竟有些动容，连连点头。 白崇禧见完老蒋后，去找李宗仁，谈及战与和的问题时，言辞间明显偏向老蒋，李宗仁忍不住质问：“健生，你如今怎么也这般糊涂，难道忘了老蒋以往是如何对待我们的？” 白崇禧却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正面回应，被李宗仁逼问急了，说：“我看老蒋这次是真心的。” 至此，“李白”的裂痕再难修复，昔日亲密无间的搭档，最终各奔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