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971年 反对 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苏联：1971年 赞成 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英国：1971年 赞成 新中国加入联合国。法国：1971年 赞成 新中国加入联合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后，世界各国期望建立一个能够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1945年10月，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之一，与美国、苏联等国家共同批准了《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正式成立。然而，随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虽作为战胜国的合法继承者，却始终未能在联合国获得应有的席位。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站在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最前线。美国的阻挠策略可谓煞费苦心，随着形势发展不断调整。在1960年之前，美国主要采用延期讨论的方式，拒绝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议程。当这一策略难以为继时，美国又在1961年提出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为＂重要问题＂，要求必须获得联大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通过，大大提高了通过门槛。 到了197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意识到完全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已经不现实，便转而提出＂双重代表权＂方案，试图同时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一方案本质上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挑战，意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 有趣的是，尽管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7月派遣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为中美关系正常化铺路，但在联合国问题上，美国仍然顽固地坚持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合法席位。 与美国的反对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从始至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的关键表决中，苏联明确投出赞成票。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苏联积极动用外交资源协调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投票立场，在联合国内部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持声音。 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各委员会中多次为中国仗义执言，强调联合国若没有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参与，其代表性和有效性将大打折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已不似五十年代那般亲密，双方在意识形态和边界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苏联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冷战格局下对抗美国的战略考量，以及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需要。 令人瞩目的是，传统西方阵营的英国和法国在1971年的关键表决中均投了赞成票，这与美国的立场形成了明显分歧。 英国从最初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到逐渐认识到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可忽视，经历了复杂的外交政策演变。英国外交部、商务部等政府部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存在差异，但随着亚洲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对华贸易前景的看好，支持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 法国则以其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在西方阵营中率先于1964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对华政策的先行者。法国的这一决定受到了国内工商界的欢迎，他们看重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同时，法国公众舆论对支持中国进入国际舞台也持普遍赞成态度，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社会基础。 非洲国家的投票模式尤为值得关注。尽管美国竭力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但最终仅有15个非洲国家投了反对票，而大多数非洲国家选择支持中国。这种投票模式反映了非洲国家对中国长期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认可，以及对未来加强与中国合作的期望。 由阿尔巴尼亚领衔的23国提案，成为最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法律依据。这一提案不仅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还明确要求驱逐台湾代表，从根本上否定了美国推动的＂双重代表权＂方案。这一提案的形成过程，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长的团结协作能力。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始终坚持走自强不息的发展道路。1964年10月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随后又相继完成氢弹试验和洲际火箭发射，这些国防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中国的强大让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看到了希望和可能性。 中国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更是赢得了广泛认同。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明确表示＂不做侵略、颠覆、统治、干涉或欺侮别人的超级大国＂，这与当时某些大国的霸权行径形成鲜明对比，自然吸引了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1971年10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辩论持续了八天之久。在这场马拉松式的辩论中，支持与反对两派展开了激烈交锋，关于程序问题的表决成为重要转折点。美国提出的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为＂重要问题＂的动议最终以59票赞成、55票反对、15票弃权的微弱优势被否决，这为后续的实质性表决扫清了障碍。 10月25日晚，在全场紧张的气氛中，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17票弃权，3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有机构中驱逐出去。当表决结果公布后，会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许多国家代表纷纷上前祝贺中国代表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