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繁体字取代简体字？这是张国立和冯小刚在2015年提出的建议，两人的建议引起轩然大波，易中天更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还对两人进行了讽刺！ ＂亂竈龜鬱，会写吗？＂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张国立、冯小刚等人提出在中小学部分恢复繁体字的提案后，文化学者易中天以这样一句简短有力的反问，一针见血地戳破了＂繁体字复兴＂的美丽泡沫。这四个字＂乱灶龟郁＂在简体字中已经足够复杂，换成繁体后更是让人望而生畏。易中天的这句话瞬间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引发广泛讨论。 实际上，张国立和冯小刚并非第一次提出这样的建议。早在2008年的两会上，就有文艺界精英联名提出在小学教育中增加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只是当时并未引起太大反响。2009年初，又有人借季羡林老先生的名义为这一提议背书。到了2015年3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冯小刚、张国立等人再次将这一提案搬上台面，这一次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张国立和冯小刚提出这一建议的出发点是文化传承。在他们看来，繁体字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具有简体字所不具备的传统韵味和美感，能更好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是时候重新审视文字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了。 然而，易中天的反驳既坚定又巧妙。他没有直接陷入简繁字体孰优孰劣的争论，而是从文字的本质功能出发——文字的最终目的是实用，而不是复杂与否。只要能准确表达意思，不管是简体还是繁体都是可以的。这种立场既维护了简体字的地位，也尊重了那些没有被简化的繁体字，同时强调了文字规范实用性的重要性。 事实上，汉字的简化并非无源之水。早在民国时期，一批进步文人如钱玄同、谭嗣同、陈独秀、瞿秋白、胡适、鲁迅等人就已经认识到文字改革的必要性。鲁迅先生甚至直接喊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在他们看来，繁体字笔画繁多复杂，造成人们在学习上花费大量时间，阻碍了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是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建国后，面对大量文盲的现实问题，简体字的推广使得更多人能够更快地掌握读写能力，为提高国民素质打下了基础。如今简体字已通行70余年，拥有14亿人口的使用基础，每天产生天文数字般的文字流量。在教育、学习、工作和各种语言文字交流中，简体字的应用已经非常顺畅，根本不存在丢失文化传统的问题。 随着争论的深入，复旦大学教授唐世平也发表了《从＂倡导繁体字＂看中国＂精英＂们的＂复古》一文，从社会成本、实用性和环保角度对繁体字复兴提案进行了全面批驳，引发了更广泛的思考。 易中天对繁体字复兴提案的反对不仅仅是一句妙语，背后其实蕴含着深刻的思考。他强调文字的核心功能是＂实用＂而非＂复杂＂，这一看法直击问题本质。文字作为信息载体，首要任务是便于传播知识，而不是追求形式上的复杂美感。简体字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广泛接受，正是因为它符合了这一基本原则。 从现实层面来看，简体字确实具有诸多无法忽视的优势。学习成本低是最直接的好处——相比繁体字动辄十几甚至几十笔的复杂结构，简体字大大降低了识字难度，让更多人能够更快地掌握阅读和写作能力。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汲取知识本身，而不是耗费在记忆笔画上。 唐世平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角度：环保。繁体字比简体字复杂，意味着书写时需要更多的笔墨、纸张，印刷时需要更多的墨水，计算机输入时需要更多的热能，这些看似微小的差异，在14亿人口的基础上，最终会转化为巨大的资源消耗。按他的说法，＂恢复繁体字将消耗更多的地球资源，同时释放出大量的不必要的热能加速全球暖化＂。 更重要的是，恢复繁体字将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简体字已通行数十年，形成了庞大的使用基础和社会惯性。如果强行改回繁体字，不仅需要重新编写印刷教材，还可能在低教育程度的人群中造成新一轮的文盲和半文盲现象，这与建国初期消灭文盲的国策背道而驰。 张国立和冯小刚的提案背后，唐世平教授看到了一种＂精英主义＂倾向。他指出，那些倡导恢复繁体字的文化精英往往以个人偏好而非人民福利来考虑社会问题。他们可以轻松地使用电脑输入繁体字，却忽视了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如果小学生都要用计算机来学繁体字，学生家长要承担多少额外的费用呢？＂ 唐世平进一步批评道，真正的＂士大夫＂精神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关注民生实际问题，而不是沉浸于所谓的＂高雅＂品位中。＂他们可能是＇名人雅士＇，却绝不是社会所需要的真正的精英。＂这一针对性的批评直指当代某些文化精英与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