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探视自己的母亲，95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自己的儿子，说不出一句话来。 1958年正值冷战高峰，美国的“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试航，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科技起步较晚的国家，拥有自己的核潜艇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更何况，苏联的赫鲁晓夫访华时明确拒绝提供核潜艇技术支持，称“核潜艇技术复杂，要求高、花钱多，你们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来研制。” 尽管面对国际孤立和技术封锁，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并未放弃。他们坚信，只有自力更生，才能真正强大。在毛主席的鼓励下，他们决心“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多年后，黄旭华回忆起那段历史，仍然感慨万分。他强调作为科研人员要深入问题，作为总设计师要胸怀大局。他的一生，是与无数科研人员一起，为国防事业而努力的一生，是中国从科技小国逐步走向国防自主的证明。 在核潜艇的研制初期，每一点信息都是难以觅得的宝贵资源。黄旭华和他的年轻团队，就像在茫茫大海中寻找针一般，从海外的零星报道中搜集关于核潜艇的信息碎片，经过无数次的推敲和计算，逐渐勾勒出中国首艘核潜艇的初步轮廓。 在2017年12月14日的一次采访中，黄旭华院士在武汉中船重工719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向记者展示了他珍藏的“前进”牌算盘。他回忆起在没有先进计算工具的年代，核潜艇的设计几乎完全依赖于算盘和计算尺来完成数万个数据的计算。这种原始但精确的计算方式，对当时的技术人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挑战。 黄旭华还提到了一个更为不可思议的做法——在建造核潜艇时使用磅秤来称量每一个进入艇体的设备。为了确保潜艇的重心精确控制在设计范围内，他在船台上放置了一个磅秤，详细记录每一个零部件的重量。即使是施工完成后移除的管道、电缆及边角余料，也需经过称重和登记。这种对重量的严格控制，使得最终的核潜艇下水后在试潜和定重中，实测值与设计值完美吻合。 在技术封锁和环境恶劣的双重挑战下，黄旭华带领团队在葫芦岛基地，顶着刺骨的风沙，突破了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艇体结构、人工大气环境、水下通讯、惯性导航系统及发射装置等七大关键技术。他们的努力，最终铸就了一段关乎国家荣誉和安全的传奇故事。 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1988年4月，黄旭华亲自参与了核潜艇的深潜试验，他深知试验的风险，一个小小的钢板、一条焊缝或一个阀门的任何失误，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那天，潜艇按照设定的程序，逐步下潜，每下潜到一个阶段性的深度就会暂停检查，确保一切正常。首先是每下潜10米暂停，然后调整为每5米一停，而当接近设计的极限深度时，潜艇更是谨慎地以每米一停的方式继续下潜。在深海的寂静中，只有潜艇承受巨大水压时发出的咔嗒声回响在每个人的耳边。当潜艇成功到达250米的极限深度并开始上升至安全深度时，艇内的气氛从紧张转为欢腾，试验宣告成功。黄旭华在这一刻激动地挥毫落纸，写下了“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中国成为继美苏等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黄旭华不仅作为第一代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领导了这一切，还为之后中国核潜艇的发展投入了无数心血。他的生活和事业似乎都与潜艇紧密相关，他的决心和奉献精神深深体现在他的言语中：“只要党和祖国需要，我可以让自己的血一滴一滴地流。” 黄旭华的童年在广东海丰的一个乡村医生家庭中开始，原本他希望继承父母的遗愿，成为一名医生。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内心涌动的屈辱与愤怒让他下定决心，要为国家的强大而努力，这一决定最终引领他走向了核潜艇研制这一伟大而艰难的事业。 在流亡至桂林中学的年代，黄绍强在一次校园演讲中深受“旭日荣华”这一概念的启发，遂决定改名为“黄旭华”。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承担国家机密任务，未来三十年的生活将充斥着牺牲与孤独。黄旭华回忆起1957年元旦，那是他最后一次回老家，当时母亲再三嘱咐他：“工作稳定了，要常回家看看。”但他随后投身于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从此与家乡隔绝了三十年。 这三十年间，黄旭华不能向任何亲友透露自己的工作内容，因为核潜艇研制工作的保密性极高。直到1987年，家人通过《文汇月刊》上的一篇文章《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间接得知了他的工作。文章中虽未明确提到名字，但通过间接的描述，家人终于理解了黄旭华背后的牺牲。 1988年，黄旭华在完成南海的深潜试验后，顺道探望了久别的母亲。面对95岁高龄的母亲，他满头白发，两人相视而泣，无言以对。这一幕，是他们三十年后的首次重逢。在随后的谈话中，有人问黄旭华如何理解“忠孝不能双全”，他坚定地回答：“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黄旭华从1958年起投身于核潜艇的研究与开发，他先后突破了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等七项关键技术，为我国核潜艇装备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