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军事学院成立后，刘伯承请国民党战犯当军事老师，学员们十分不满：“打了败仗的，怎么能教打了胜仗的？”
开国将帅中，论打仗谁最厉害，尚有争议，有说是彭德怀、林彪，也有说是徐向前、粟裕，也有说是刘伯承。但若问哪位将帅的军事理论最丰富、军事著作最多、最热衷于办学，则毫无疑问是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有句名言，叫“治军必先治校”。
刘伯承也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刘伯承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兼任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红军三大主力抵达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刘伯承还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
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出任二野司令员，率领大军南征百战，忙得不可开交，即便如此，他还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一有时间就给学员们讲课。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辞去所有军政职务，专心于办学，他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因为位于南京，所以也叫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出任院长。
南京军事学院刚成立，就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缺少军事教员。这个问题让刘伯承很是头疼，当时解放军中有很多会打仗的军事将领，他们指挥了不少经典的战役战斗，但打仗和教人打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会打仗不一定会教人打仗，而且南京军事学院要培养的是适应现代化战争的军事人才，军事教员需要具备丰富的军事理论才行。为此，刘伯承就从华东军政大学、华北军政大学挖来了一些军事理论丰富的教员。
不过这些教员数量有限，刘伯承对他们也不太满意，因为这些教员虽然军事理论丰富，但很多没有上过战场，这也不是刘伯承想要的。为了解决教员的问题，刘伯承想了一个大胆的办法，那就是从被俘的国民党军事将领中挑一部分人才，让他们给学院里的学员讲课。
刘伯承和国军将领打过不少交道，他知道，有些国军将领的军事理论很丰富，打仗也很有一套，只是在老蒋的指挥下，这些本领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说干就干，刘伯承找来了被俘国军将领的名单，亲自从其中挑选一部分国军将领作为军事教员，这些国军将领大部分都在国外的军事学院留过学，理论知识自然没得说，而且很多将领的名气还不小。
这里面最有名的当属廖耀湘。
廖耀湘是黄埔六期毕业生，还在法国的圣西尔军校留过学，回国后深受蒋介石器重，先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和昆仑关战役，后来还随远征军入缅作战。
解放战争中，廖耀湘是新六军军长，这可是蒋介石的五大王牌之一，战斗力强悍。辽沈战役中，廖耀湘被俘，后来被关在了抚顺功德林接受改造。
被俘后，廖耀湘认为，他的后半生，可能就要在监狱中度过了，谁知突然有一天，功德林管理所的所长姚伦突然把廖耀湘请进办公室，对他说：“南京军事学院的刘伯承院长想请你当教员，给学员们讲课，这也是你将功折罪的好机会，我来问问你的想法。”
听了姚伦的话，廖耀湘也是一愣，随后连忙摆了摆手说：“不行，不行，我只是一个战犯，一个败军之将怎么能给胜利之师讲课呢？”
“听说有很多像你一样的国军将领在那边当老师，你不会比他们差，你就去试试嘛。”
在姚伦的再三劝说下，廖耀湘来到了南京，刘伯承亲自见了他。廖耀湘表示，他不知道讲什么。
刘伯承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就给他划了一个范围，让他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他在缅甸抗日时取得一定战果的小部队战术以及森林战法；第二，讲讲他在辽沈战役中的体会；第三，聊聊对我军的建议。
廖耀湘便硬着头皮走上讲台。底下的学员看到廖耀湘，议论纷纷，都说：“打了败仗的，怎么能教打了胜仗的？”
廖耀湘闻言，就没有说话。刘伯承见状，直接走上了讲台，说：“我也是旧军官出身，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毛主席说了，革命不分先后。这些教员都是我请来的，主席和总理也同意了，他们既然为我们讲课，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要尊重他们。”
底下的学员很多都是刘伯承的老部下，看到刘伯承这么严肃，他们也不敢继续说什么。廖耀湘也慢慢进入状态，有不少学员觉得他讲得很好，纷纷为他鼓掌。
当然，也有一些“刺头”很抵触这些原国军将领，有的还在课堂上带头闹事，类似《亮剑》中的李云龙那样。每当这个时候，刘伯承就把他们请到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他们一顿，再耐心劝导。这些刺头自然不敢不听刘伯承的话，回去以后果然收敛了很多。
在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期间，刘伯承采取了多项措施，大大提高了军校的办学质量，也显著提高了学员们的军事素养。刘伯承还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编写和校正教材，有时候也会亲自给学员们讲课。
刘伯承也因此收获了“军事教育家”的头衔，在开国将帅中，只有刘伯承一个人获得了这个头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