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张振海劫持了一架国际航班，要求机组飞往韩国。飞机落地后，他刚要庆幸，结果却被机长一脚踹下了飞机。再睁开眼时，发现自己人已经在日本了。 张振海，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河北邯郸。身处改革开放的年代，他正好赶上了国家鼓励工厂自主经营、人才脱颖而出的好时机。 凭借着一股子狠劲和不俗的管理能力，他从基层做起，一路被提拔为邯郸市一家配件厂的厂长。对许多人来说，这已经是命运的高点，足以衣食无忧。 在权力的笼罩下，他逐渐模糊了界限。起初是小恩小惠的回扣，后来便发展为大额的资金挪用。他将厂里原本紧张的流动资金转入私人账户，用于购置奢侈品、请客吃喝，甚至装修自家别墅。 1989年，东窗事发。有职工实名举报，证据确凿。张振海因贪污4000元被拘捕。虽然金额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高，但在当年已构成重大经济犯罪，引发公众哗然。 虽然他随后被取保候审，但面对可能的刑罚和名誉扫地的现实，他渐渐失去了对人生的希望。 他不甘心从“厂长”沦为阶下囚，也无法面对家人、朋友投来的异样眼光。就在这绝望与惶恐交织的日子里，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中生根发芽——劫持飞机，逃往国外。 他将希望寄托在一个遥远又模糊的想象中：南朝鲜（即韩国）不与中国建交，说不定到了那里就能申请庇护，从此过上另一种生活。他没有考虑后果，也没有周密的计划，他只是想逃。逃离现实，逃离惩罚，逃离一个注定的失败人生。 1989年12月16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清晨的空气带着寒意，张振海穿着一件灰色呢子大衣，手里拿着护照和登机牌，脸上看不出太多情绪。他登上了CA981航班——一架飞往纽约的国际航班。他的行李简单，更多的是揣在内心深处的紧张与赌注。 航班起飞后，飞机缓缓升空，舱内乘客渐渐安稳，有人小憩，有人翻阅杂志，没人注意到张振海反复伸手进衣服里摸索着一根细细的塑料管。 那是他自制的“炸弹引线”，其实不过是一段从家里电饭锅上拆下来的电源线。他小心地将它缠在腰间，确保在“展示”时足够唬人。 大约在飞行一个多小时后，他按下了服务铃，一名年轻空姐走来。张振海故作镇定地将一张叠好的小纸条递过去，那是他提前一晚写下的威胁信：“飞行员请把飞机降落在南朝鲜，3分钟不答应我就把飞机炸了。” 空姐愣了一瞬，旋即微笑点头，仿佛接到的只是某位乘客的饮料需求。她回到前舱，将纸条递给乘务长。飞机上的气氛没有任何异常，但驾驶舱内却拉响了警报。 机组迅速进入预案程序，广播中依旧播放着轻柔的音乐，张振海甚至感到一丝安心。他察觉乘务长不断来回穿梭，以为是在协调路线，内心的紧绷稍稍放松了些。他告诉自己，一旦到了韩国，接下来就看运气了。 而此时，飞行员正与地面控制中心通话，探讨应对方案。问题是，中韩尚未建交，韩国拒绝了该航班的降落请求。油量逐渐耗尽，若继续飞行可能引发更严重事故。 机长提出改降日本，虽然日本方面起初也拒绝，但在机长反复强调飞机“燃油告急”的前提下，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勉强点头同意。 机长瞒过了张振海，没有告诉他韩国拒绝入境的消息，只说正在联系，并让他“稍安勿躁”。与此同时，乘务长时不时与他交谈，用冷静的语气转移他的注意。有人递给他一杯水，有人递上餐食，他甚至开始产生错觉——这个计划也许真的会成功。 当飞机在东京成田机场缓缓降落，张振海的心跳加速。他从舷窗望出去，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警车和闪烁的红蓝灯。他一下子怔住了——这场面怎么看都不像是“接应”。 他还在疑惑时，空姐微笑着说：“到了，请您跟我来。”他站起身，犹豫地走向出口。 突然，一股力量从背后袭来。机长一脚踹出，将他猛地踢下舷梯，张振海一个趔趄滚落到地面，脸撞在冰冷的跑道上。几名身着制服的日本警察飞快冲上来，牢牢按住了他。 那根所谓的“炸弹引线”，在检查中很快被确认——不过是一段普通电线，毫无威力可言。 他仰躺在地上，睁大了眼睛，看着天边灰白的云卷云舒，意识到：这不是韩国，是日本。整个计划，从一开始就被机组玩弄于鼓掌之间。他输了，输得彻底。 张振海被关押在日本的拘留所内。在日方警方的讯问下，他起初试图辩解，说这是误会，是他精神紧张导致的失控行为。但种种证据面前，连他自己也知道，再怎么辩白也无济于事。 他曾想象的“逃往国外、重新开始”不过是幻想一场。张振海像一个赌徒，把最后的筹码压在了一次荒谬的行动上，而命运早已写好答案。 1990年4月28日，日本东京高等裁判所正式裁定将张振海引渡回中国。他被押送回国，在北京接受审判。1990年7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以劫持飞机罪成立，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八年后，他刑满出狱。那时的中国已今非昔比，而他，已不再是曾经的厂长张振海。那段尘封的往事，也成为许多人心中荒唐而震撼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