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吃顿饭得花多少钱？据说北洋时期在前门大街最好的饭馆请别人吃饭。有葱烧海参、烤鸭子反正就是鸡鸭鱼肉一大桌子，一个大洋花不了。 民国初年，物价相对稳定，尤其在1912年，广州的“新兴白”牌大米价格较为合理，每石售6.25圆，普通面粉则为5.39圆。 而此时的猪肉、羊肉与牛肉的价格也较为亲民，每斤猪肉0.28圆，羊肉0.25圆，牛肉0.15圆。 对于祥子而言，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他的内心深处，始终认为只要每天能够节省一角钱，积累到一百元，就能实现这个梦想。 以一个人日复一日的节俭，攒足这笔钱，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甚至更多。 在民国初期，银元的购买力极为强劲，1912年的北京，一块大洋大约能够购买60斤大米。 若换算成今天的货币，这一购买力大约相当于300元人民币。 在那时，民众对于稳定的粮食供应和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对货币的依赖。 少数富人拥有财富，而大多数贫苦百姓则始终挣扎在生存的边缘。 在民国时期，普通工人的收入较低，一般月薪在6个大洋左右，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足以维持基本的生计。 如果我们将这个收入与今天的工人工资相比较，一个大洋大致相当于今天的500元人民币。 与此不同的是，文化和知识工作者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 在民国时代，文学创作和教育行业的从业人员被视为中产阶级的代表，月收入常常在100至200大洋之间。 《骆驼祥子》中的黄包车夫，每个月的收入可能仅为3个大洋。 祥子为了买一辆新车，需通过一千天的积蓄才能攒下100大洋。 根据民国四年财政部泉币司的调查，虽然一个大洋标准化为1000厘和100分，但在不同的城市，一个大洋能够兑换的铜板数量差异较大。 比如，天津的一个大洋可以兑换1279文，而武昌则为1433文。 对于富裕阶层来说，货币价值几乎无法体现其社会地位的差距，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一文钱可能是维持生计的唯一保障。 绝大多数人一生的愿望可能仅仅是拥有几枚能够发出响声的“袁大头”硬币。 民国元年到四年，物价未出现剧烈波动，甚至大米价格出现了下降。 然而，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到民国十七年，肉类价格相比初期已上涨了近一倍，大米价格也攀升至10.25圆。 这一变化显现出国家经济的逐渐紧张，虽然在随后的几年中，物价有所回稳。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民国政府为应对战争压力开始大量印制法币，然而这种做法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两大商港广州和汉口的沦陷，直接导致进口商品的价格暴涨。 紧接着，随着南宁沦陷与滇缅公路瘫痪，进口货物急剧减少。 由于战事延续，农田多次遭到破坏。 到1940年，粮食产量比前一年下降了10%，1941年更是下降了13%。 粮食的紧缺，加之政府强制征收实物税收，导致市场上粮食更加稀缺，价格飞涨。 此时，许多人开始将储蓄兑换成实物，甚至在某些地方重新出现物物交换的原始交易模式。 1948年，一块烧饼的价格已高达数百元，而米价每百斤竟飙升至二十多万元，远超普通民众的购买力。 由于法币贬值，甚至连祭祖时的人们也不再焚烧冥币，而是用真钱来祭奠先人。 更有一些商店拒绝接收低面额的钞票，甚至乞丐也不愿意接受少于1000元的纸币。 许多公务员和普通市民每月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甚至有些人需要通过兼职或从事额外工作来勉强度日。 根据1948年《大公报》统计，食品价格已上涨390万倍，住房价格上涨77万倍，衣物价格则上涨了652万倍。 此后，人民币开始成为主要货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物价迅速上涨，尤其在1949年4月至1950年3月的近一年时间里，恶性通胀造成了物价暴涨。 政府未能及时有效地控制货币发行及市场物资供应。 一些原本低价的商品，标价早已远超百元，甚至更多。 由于商品价格高涨，居民购买日常生活品时不得不携带大量小面值纸币。 政府决定发行大面额钞票，例如1000元、5000元及10000元等。 在恶性通胀持续接近一年之后，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遏制了物价的剧烈波动。 《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通过后，逐步稳定了物价，并持续保持至1953年。 1955年3月，第二套人民币开始流通，新旧币的兑换比率为1:10000。 此举有效“消除了”此前的恶性通胀痕迹，物价大幅回落。 参考文献：[1]罗曼诺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李锦霞.波格列别斯基关于中华民国货币流通及金融问题的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8(6):1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