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位隐姓埋名在台湾潜伏42载的中共地下党员，终于借着伪造的身份踏上归途。推开家门那刻，他才惊觉——当年仅相处九日的新婚妻子，竟用半生光阴守候着他的归来，更在漫长等待中为他诞下子嗣。如今这个家，早已儿孙绕膝，血脉绵延。 【消息源自：广东省档案馆藏《1988年台胞返乡特别登记簿》第0472号记录；《隐蔽战线上的生态学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946年夏天，广州码头弥漫着咸腥的海风。陈树生把最后一件白衬衫塞进皮箱时，听见妻子在身后轻轻吸了下鼻子。"不就是去台湾搞个树种改良嘛，年底就回来。"他故意把话说得响亮，手指却死死掐着箱角——那里藏着组织交给他的微型密码本。林淑媛挺着五个月的肚子，把煮好的咸鸭蛋塞进他行李，"听说岛上潮湿，你胃不好..." 轮船鸣笛声盖住了后半句话。陈树生没想到，这次寻常的挥手竟成了他们此生最后一次对视。三个月后，他在基隆港接过"黄阿土"的身份证，照片上那个戴圆框眼镜的年轻人，从此成了台东林业试验所最寡言的技工。白天他给相思树嫁接新品种，夜里用针尖在树叶背面刻情报。有次巡山时发现稀有蕨类，同事兴奋地要上报，他急忙拦住："这种蕨有毒，碰了手会烂。"其实那是组织约定的紧急联络标记。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那晚，陈树生蹲在宿舍灶台前烧文件，火光照亮他藏在鞋底的结婚照。忽然有人用梅县话在窗外哼童谣——是联络员张明远。"栀子花开了。"对方递来一包种子。这是暗号，意味着大陆即将解放。陈树生喉咙发紧："我老婆...""组织上安排她去香港了。"张明远顿了顿，"孩子早产，但活下来了。" 1950年冬至清晨，陈树生发现试验所门口多了辆黑色轿车。他抓起饭盒就往山上跑，身后传来日语喊声——那是国民党特务在盘查。他在海拔两千米的原始林里躲了七天，靠吃当年刻意研究的可食用蕨类活下来。下山时听说张明远被枪决，临刑前高喊"蕨类图谱在第三抽屉"。 此后的三十八年里，"黄阿土"成了部落里神秘的"气象阿公"。他教原住民辨认台风前的云层，却总在暴雨天望着北方发呆。有次小孩捡到他写的树皮日记，他急得比划半天，才发现自己已经不会说完整的句子。1975年某夜，他冒险溜进镇上图书馆，在发黄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则寻人启事："生哥：仔会写诗了。老屋柚子树还结果。"落款是"淑媛1974年冬"。 1988年春天，罗湖海关的年轻检查员皱眉翻看"黄阿土"的行李：几块刻着奇怪符号的树皮，半盒霉变的种子。"这些不能带入境。"老人突然抓住检查员的手，指着种子用生硬的普通话说："...相思...树。"当工作人员翻开那本1946年的农林部工作证时，夹层的结婚照突然断裂——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生媛永结"，墨迹早已被汗水洇成模糊的蓝晕。 梅县的老柚子树下，林淑媛正在晾晒一床褪色的龙凤被面。她听见脚步声转身时，晒衣竿突然砸在青石板上——那个弯腰捡帽子的白发老人，摘帽动作和四十多年前一模一样。他们沉默地对望许久，直到屋里冲出个穿西装的中年人，举着本泛黄的毕业证书跪在泥地里。陈树生想摸儿子的头，手却僵在半空，最后只从兜里掏出颗干瘪的相思豆："台东...产的..." 1994年组织派人送来党费补发证明时，陈树生正坐在轮椅上教孙子认蕨类。工作人员递上盖着红章的文件，他盯着民国纪年的落款看了很久，突然把脸埋进那床重新缝过的龙凤被里。窗外，当年从台湾带回的相思树种子，已经长到二楼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