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抗日杀奸团到天津一电影院中锄奸，却找不到目标，队长灵机一动，对播放员说“请播放这5个字”，汉奸看后竟然自己站了出来。 1939年，天津英租界的大光明电影院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这座挂着霓虹灯的洋楼里头正放着一部西洋片，能进去坐着的都是穿金戴银的体面人。可就在这群光鲜亮丽的看客里头，藏着个让全天津卫都恨得牙痒痒的大汉奸——程锡庚。 要说这程锡庚，祖上也是书香门第，年轻时漂洋过海在英国法国美国都念过书。回国后进了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靠着溜须拍马的本事，没几年就混成了经理。 七七事变后小鬼子占了华北，这程锡庚倒成了日本人的钱袋子。他帮着日本人搞出来个联银券，这种钞票印得跟雪花片似的，把老百姓手里的真金白银全换成废纸。 当年天津卫多少买卖字号就因为这个倒了霉，老百姓背后都管他叫“程扒皮”。 抗日杀奸团早就盯上这个大汉奸了，可程锡庚比狐狸还精，出门总带着七八个保镖，连上茅房都有人跟着。 直到四月初，潜伏在程家的内线传出消息，说四月九号下午程锡庚要带老婆去大光明电影院看西洋片。杀奸团五个小伙子立马凑钱买了电影票，领头的是个留过洋的年轻人叫祝宗梁。 那天晌午刚过，大光明电影院门口停满了黄包车。程锡庚穿着绸缎长衫，挽着烫卷发的太太，大摇大摆从汽车上下来。 四个保镖前后围着，把两口子护得严严实实。混在人群里的祝宗梁朝同伴使个眼色，五个年轻人跟着进了电影院。 可进了场子他们就傻眼了，上千个座位黑压压坐满了人，程锡庚早躲进人堆里找不着了。 电影院的灯已经暗下来，银幕上开始放洋人广告片。杀奸团这几个人急得手心冒汗，再耽搁下去电影一开场就更难找人了。 祝宗梁突然盯着银幕灵光一闪。，他猫着腰溜到放映室，掏出证件跟放映员说：“劳驾在正片前头插条寻人启事。” 放映员看见证件上盖着青天白日徽章，手哆嗦着往胶片上打字幕。没过两分钟，银幕上突然跳出五个大白字——“程经理外找”。 坐在第三排中间的程锡庚正跟太太显摆新买的金表，看见自己名字在银幕上闪，吓得蹭地站起来。 到底是老狐狸，他马上觉着不对劲，赶紧冲过道上的保镖摆手。那个穿黑褂子的保镖刚要往外走，杀奸团的刘友深已经锁定目标位置。 说时迟那时快，祝宗梁装作解手往过道走，离着程锡庚还有三排座位时，他掏出勃朗宁手枪照着那颗油光光的脑袋就是一枪。 枪声被电影配乐盖住大半，程锡庚像截木头似的栽在座位上。他老婆吓得尖叫起来，整个电影院顿时乱成一锅粥。 趁着人群往外涌，5个年轻人顺着安全通道往外跑，门口巡捕房的警笛响成一片，可杀奸团早就规划好撤退路线。 他们分头钻进小巷子，有人翻墙进了法租界，有人混进菜市场的摊贩堆里。等日本宪兵队赶到时，只看见程锡庚脑门上的血窟窿还在往外冒血。 三天后的《益世报》头版登出消息：“华北联银要员程某观影遇刺，日方震怒”。茶馆里说书先生把这桩事编成段子，老百姓听得直拍大腿叫好。 后来国民政府档案解密才知道，这次行动前前后后谋划了两个月，光踩点就跑了十几趟电影院。 要说这程锡庚也是作恶到头。他帮着日本人印的联银券，根据天津档案馆保存的物价记录，1939年一袋洋面要八十块联银券，可工人一个月才挣二十块。 更缺德的是他搞外汇管制，把中国人存在外国银行的钱全倒腾给日本人买军火。 大光明电影院那桩事过去半年，租界里还流传着各种传闻。有人说程锡庚中枪时正在吃奶油瓜子，脑浆子崩了一爆米花桶，也有人说那天银幕上打出来的字其实是“程汉奸外找”。 不过据当年参与行动的袁汉俊晚年回忆录记载，真实情况就是简简单单五个字，要的就是让程锡庚自己露马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