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一女子走到孙传芳背后，朝着孙传芳后脑勺便是一枪，孙传芳立刻扑倒在地，女子又连补了两枪。孙传芳脑浆迸裂，鲜血流了一地，瞬间倒在血泊中。 天津居士林一声枪响，搅翻了整个民国社会的风浪线。 三枪，一命，一场埋藏十年的仇，子弹不是瞄准人，是冲着“公道”去的。 孙传芳，那会儿坐在佛堂里，闭着眼念经。 自1928年下野，表面上算归隐，穿上袈裟，低头念佛，可那些年江浙血雨腥风，全有人记着。 施剑翘，早早蹲点盯了好几个月，改名“董慧”，混进居士林，一手藏着父亲被杀的证据，一手摸着腰间的手枪。 那天清晨，一击头后，一发太阳穴，再补一枪胸膛，孙传芳血溅当场。 没逃，站那儿，喊出名号，掏出《告国人书》，举起父亲照片——“我是施从滨之女”，全场炸锅。 施从滨是怎么死的？1925年奉系大战，败军之将，不想孙传芳不讲江湖规矩，直接砍了头，吊蚌埠火车站三天示众。 那头颅晃了三天，晃得施剑翘记了一辈子。 这不是冲动，是蓄谋多年，她找过堂兄、找过丈夫、找过父亲旧部，一个个摇头。 那时候的“忠义”，全躲进烟酒里头。 她改名“剑翘”——“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没人教，自己练枪法。 不是不怕死，是怕忘了那天，站在月台下的羞辱。 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十年徒刑；二审，减成七年，但这案子不是纸上案，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有人骂她杀人犯，也有人夸她“孝女”，还有人说她是“民国女侠”。 真相是，牢里才待了11个月，就被特赦，整个审判过程，像走过场。 全国妇女会、冯玉祥、报馆文人，全替她说话。 冯玉祥那时候，还直接给政府递了信，理由不是政治，是孝义。 这一出，法律被架空，道德把法条踩在脚底，全城百姓议论纷纷，不是因为她开枪，是因为这枪开得太狠、太准、太不讲情面。 但孙传芳真的该死吗？这问题搁今天照样吵不清，他在任时，镇压学生、镇压工人，奉系干得也绝不干净。 可晚年，不肯给日军做事，冈村宁次亲自劝，直接骂回去，说：“做你们的狗，别来恶心我。” 这种时候，他倒成了个有骨气的“清白人”。 历史没单一脸谱，施从滨是忠将，可也参与过军阀混战；孙传芳是刽子手，可后来死守民族气节。 你说这事黑白分明，那就是骗自己。 施剑翘那三枪，其实也不是只为了一个父亲。 是为了那个年代，老百姓心里对“报应”的执念。天不收，我来收。 有人说她是法外狂徒，也有人说她是民族正气的灯。 可没人能否认，她一人、一枪，挑开了整个社会最难缠的疤：什么才算正义？ 那年头，谁都活得不安全，一个命，不过一纸通缉令；一口气，压上祖宗三代。 可施剑翘不一样，她挑明了，“我要报仇”，从计划到执行，全凭一己意志，不是冲动，是战略，是信仰，是十年血泪的归宿。 这枪声敲响了整个民国的沉疴，法律追不回公道，道德放不下执念。 那天孙传芳倒下，不是一个人倒下，是军阀时代的幻象碎成一地。 而施剑翘，没有被当成“疯子”，没有成为“弃妇”，反倒成了民国女性的另类旗帜。 不是因为柔弱，是因为这份冷硬，她说不出“女权”，也不会喊口号，可这三枪，把几百年礼教束缚一口气打碎。 “你们不帮我，我自己来。”这才叫反抗。 后来她出狱，不再多言，这事不是光彩，也是血债。 她知道，做了这件事，这一生都只能活在枪声之后。 可有一点，至今没人敢忘——她替天下千千万万个“不能报仇的人”，走完了那步不归路。 参考资料： 沈醉.《孙传芳之死与施剑翘复仇始末》. 民国春秋杂志社, 198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