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北大教授陈西滢冲进外国同事的房间，看见了妻子凌叔华衣衫不整地坐在床上。他神色镇定，给了妻子两个选择，让其心甘情愿回了家。
这段婚姻，表面上恢复了平静，但裂痕已经无法修补。
从此，凌叔华与陈西滢的关系，进入了长达三十年的疏离期，两人一直保持着名义上的婚姻，却在情感的深处，早已划上了分割线。
这一事件，揭示了家庭伦理的困境，也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情感冲突中的挣扎。
陈西滢与凌叔华的婚姻，曾被誉为民国文坛的“神仙眷侣”。
他们的结合，几乎是新文化运动中，理想化的自由恋爱的象征。
陈西滢是北大的教授，同时兼任《晨报》编辑，深受学生敬仰；凌叔华，则是作家、画家，她的才情与美貌让无数人倾倒。
她接待过泰戈尔，还主持过其茶话会，曾被赞为“风华绝代”。
胡适曾称赞他们为“才子佳人”，他们的婚姻被视为文人家庭的典范，婚姻的美好背后，却也埋藏着隐形的裂痕。
陈西滢的内敛与保守，凌叔华的自由与感性，这两种性格与观念的碰撞，注定了这段婚姻的困境。
陈西滢是一个注重家庭责任的男人，他的性格内敛保守，做事讲究理性与责任感。
他对妻子表现出的关心，更多体现在日常的生活琐事上，而非情感的抒发。
而凌叔华，作为一个充满激情的艺术家，她追求艺术的自由，更渴望情感的共鸣。
她对于陈西滢的“冷淡”与“批评式对话”感到压抑，常常觉得自己被忽视，她在这样的婚姻中，渐渐失去了自我，甚至公开表示陈西滢的冷淡使得她“写不下去”。
这种情感上的疏远，使得两人的婚姻，开始逐渐从“琴瑟和鸣”转向了疏离与冷淡。
虽然两人表面上依旧维持着尊重与礼貌，但凌叔华的内心，已经不再满足于，陈西滢给予的爱情与关怀。
在这种无法满足的空虚中，凌叔华的目光转向了外界，最终，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的出现，成了这段婚姻破裂的导火索。
1935年，朱利安·贝尔应武汉大学的邀请来到中国，担任英语讲师。
年轻的朱利安，才华横溢，充满激情，他与凌叔华的相识，起初仅是文学上的交流。
两人的情感却在不知不觉中越走越近，凌叔华对朱利安的才华与热情，产生了强烈的吸引，而朱利安则用诗歌，表达了对她的倾慕。
朱利安在诗中写道：“在沙滩上纠结着，我们睡”，这段情诗，成了他们关系的隐喻。
不久后，陈西滢无意中，发现了妻子与朱利安的私情。
这一发现让他深感震惊，但他并没有立刻做出激烈反应，而是冷静地给妻子提供了三个选择：离婚、分居或者回归家庭。
凌叔华在面对这一选择时，情感上已被撕裂，最终选择了回家——至少在外界面前，她还需要保持家庭的完整。
这一决定未让两人的婚姻回到原点，凌叔华回到家里，但两人已经，没有了过去的情感纽带。
朱利安·贝尔由于外界的舆论压力，不得不辞去武汉大学的职务，回到了英国。
这段婚外情看似平息，但它所带来的冲击却无法消散。
1937年，朱利安参加了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不幸在战斗中牺牲，对于凌叔华来说，这段情感虽然带给她，短暂的激情与慰藉，却也付出了代价。
陈西滢与凌叔华的婚姻，未在外界的关注下完全结束，虽然两人表面上“和解”，但从此，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凌叔华以奔丧为由离开了家，开始了长时间的分居生活，这段婚姻实际已经名存实亡。
陈西滢一直在默默承受，虽有隐忍，但他内心的孤独始终无法填补。
凌叔华虽然回归家庭，但她心中的裂痕却越来越大，直到最终与陈西滢完全分开。
晚年的陈西滢生活在法国，回顾过往时，他已不再有过多的情感波动。
临终时，他只有两位友人前来送行。他回忆凌叔华时，只是轻轻叹息：“离婚的女人很难，你母亲是个有才华的女人。”
这些话，透出了他对这段婚姻的不甘与无奈，但也流露出对妻子的尊重，与无可奈何。
凌叔华在离开陈西滢后，周游世界，成为了著名的旅居作家与画家。
她晚年回忆时，多次表达自己对朱利安的怀念，甚至抄录了苏轼的《江城子》以表情感：“十年生死两茫茫”，她始终没有公开承认与朱利安的婚外情。
她于1990年去世，虽然一生坎坷，但她依然没有摆脱，对过去情感的纠结。
凌叔华与陈西滢的故事，揭示了当时社会对婚姻的期待，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巨大鸿沟，也让我们看到，即使是知识分子，也无法逃避情感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