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新婚夜，因嫌弃新娘张琼华外貌丑陋还是小脚，因此和新娘婚后同房五天后，郭沫若便远赴日本，丢下妻子照顾父母。
郭沫若于1914年赴日本学习医学，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22岁的护士佐藤富子。两人在交往过程中，郭沫若写下了许多充满浪漫色彩的情书，他的才华与魅力让佐藤富子无法抗拒。最终，佐藤富子与郭沫若同居，并取了一个中文名字“郭安娜”。尽管两人同居，郭沫若还在学业阶段，生活拮据，安娜为了陪伴郭沫若，毅然与家人断绝了关系。 然而，郭安娜从未对艰苦的生活抱怨过，一心一意地陪伴在郭沫若身边，生育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样的生活延续了21年，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此时，郭沫若抛弃了安娜和他们的孩子，独自返回祖国。1939年，郭沫若与于立群结婚，年届47岁的他成为了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第三厅长，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郭沫若称她为“抗战夫人”。婚后的郭沫若带着新婚妻子回到四川老家探亲，拜见了已经有26年未见的原配妻子张琼华。 那时，郭沫若的父亲已年届86，卧病在床，看到郭沫若归来，激动得泪流满面，向郭沫若述说张琼华多年来为郭家所作的贡献。郭沫若在众人面前深深鞠躬表示感谢，并留下“书付琼华”四个字后离开。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乐山。 1947年，有记者在日本追访到郭沫若的妻子安娜，发现她的生活境况极其困难。安娜的家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少量山芋充饥。安娜向记者提到郭沫若，眼含泪水，谈起郭沫若离开后的种种，称她和孩子们在郭沫若离开后过得十分艰难，常常为他担惊受怕，而郭沫若却音信全无，仿佛将这个家彻底忘记了。
1912年，那是一个寻常的春日。按照当时的习俗，张琼华被父母做主，嫁给了同乡的才子郭沫若。在那个年代，女子缠足是社会普遍现象，张琼华也不例外。她的小脚，在当时被视为传统美的象征，却成了日后郭沫若嫌弃她的理由之一。 婚礼按照当地习俗举行，宾客络绎不绝，整个村子都沉浸在喜庆的氛围中。张琼华的父母将这个家境殷实、前程似锦的才子当作了女儿最好的归宿。然而，没有人能预料到，这场婚姻会成为张琼华一生的枷锁。 新婚之夜，郭沫若对这门父母之命的婚姻表现出明显的抗拒。张琼华朴实的外表与传统的小脚，与他心中理想的新式女性形象相去甚远。虽然表面上一切如常，但郭沫若的心早已飘向了远方。短短五天后，他便以求学为由，独自踏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将新婚妻子和年迈的父母留在了家中。 从此，张琼华开始了她漫长的守望生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要准备公婆的三餐，然后操持家务。在农忙时节，她还要独自料理田地。虽然因为小脚行动不便，但她从未抱怨过生活的艰辛。邻里们都说，郭家的这个儿媳妇，实在是难得的好人。 当有人问起郭沫若何时归来时，她总是轻声答道：＂他在外头求学，总有回来的一天。＂然而，郭沫若始终没有回来。他在日本另结新欢，与佐藤富子共组家庭，却始终没有与张琼华办理离婚手续。这让张琼华成为了一名有名无实的妻子，一守就是六十八年。
在北伐期间，蒋中正对郭沫若的才华非常赏识，多次尝试拉拢他，希望将其纳入自己的阵营，并为此许诺了“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的职位和每月三百大洋的津贴。1927年3月，张群带着任命书前往拜访郭沫若，带着满怀的喜悦来递交这个职位。然而，在北伐期间的接触中，郭沫若逐渐看清了蒋中正的为人，他并未打算投身于蒋的阵营。 于是，郭沫若一方面应付张群，另一方面则秘密发电报给武汉方面，之后悄然前往江西九江与安庆，最终偷偷潜入上海，并与周恩来会面。随后，他以“高浩然”的化名，与朱克靖一起，悄悄返回南昌，进入了朱德的家中，开始撰写了那篇震动全国的讨蒋檄文。这篇檄文在《中央日报》刊登后，蒋中正愤怒异常，恨不得立刻将郭沫若除掉。 1965年12月4日，郭沫若首次踏上了山西汾阳的土地。他对当地的汾酒和竹叶青酒生产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参观到包装车间后，郭沫若坚持亲自参与包装工作。一位经验丰富的师傅耐心地向他讲解，郭沫若则认真地开始包装酒瓶。尽管初次包装的酒瓶不合标准，但他没有放弃，最终在连续尝试之后，包装出了符合要求的酒瓶，并一口气包了八个。郭沫若向工人们表示感谢，称酿酒人辛苦，自己的酒也为国家争了光。 中午，厂方为郭沫若设宴接风，然而，随行的医生劝他不要多喝酒，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郭沫若风趣地回答：“回到家乡，不喝家乡的酒，岂不浪费了这次机会？今天我就不听您的了。”宴席上，郭沫若与在场的宾客畅饮，酒过半酣时，大家都以为他会休息，没想到他突然提笔挥毫，写下了一首诗。 郭沫若与徐悲鸿是深厚的朋友，1945年2月5日，郭沫若前往嘉陵江北岸的一座祠堂，带着周恩来同志托付的延安小米和红枣，去看望正在此地养病的徐悲鸿。同时，他希望能获得徐悲鸿和廖静文对自己所起草的《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一文的支持和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