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6岁的白薇与婆婆吵嘴，丈夫居然抡起凳子砸在她背上，婆婆见她倒下，扑上去咬断了她的脚筋！白薇好不容易才逃回到娘家，谁知父亲却呵斥道：“不要脸的东西，滚回你婆家去！”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893年冬天，湖南资兴，一个被视作“克亲”的女婴在黄家降生，尚未睁眼看清世界，命运已为她写下了沉重的序章，父亲黄晦虽留过洋，却未能挣脱封建观念的羁绊，他将这个女儿草率许配给邻村寡妇家的儿子，只为换来两担谷子，六岁那年，她便被送入刘家，成为一个童养媳。 白薇的童年没有玩耍，没有呵护，只有劳作与冷眼，天不亮，她便被赶去上山砍柴，稍有怠慢便是皮肉之苦，她曾从山崖跌落，脸被划破，血模糊了双眼，她摸索着回到家中，迎来的却是婆婆挥舞烧火棍的怒吼，在那个女性几无选择的年代，她的命运仿佛被牢牢锁死，但她的沉默并非服从，而是等待挣脱的那一刻。 十六岁，她被迫“圆房”，新婚之夜，她逃出了醉醺醺的新郎的魔掌，却被生生吊回房梁抽打，最惨烈的一次，婆婆竟教唆儿子将她绑在条凳上，意图剪去她的头发以示羞辱，她挣扎中脚筋被咬断，这是一次身体的损毁，却成了精神的觉醒，她忍痛逃回娘家，却被亲生父亲拒之门外，一句“死也死在外头”，将她彻底推出了原生家庭的门槛。 1911年秋，她带着四妹偷偷塞进衣襟的银元只身逃往长沙，长沙对于她，是城市的喧哗，也是自由的曙光，她剪去长辫，报名进入女师学堂，白天听课，夜晚睡在图书馆的长椅上，那年她写下一篇作文《我的母亲》，被老师大加赞赏，怕家人寻仇，她连夜将文中“母亲”改成“继母”，白薇在羞辱和惊恐中，始终守护着对知识的渴望。 可惜命运并未就此放过她，她的“死亡”从未被婆家真正相信，几年后，婆婆循迹找上门来，再次将她的自由推入危机，面对娘家与婆家合力的压迫，她在同学协助下，从学校一处废弃的厕所排水管道匍匐逃出，蓝布衫被撕破，露出半截腰身，湘江边，她藏匿三天三夜，靠一包干粮与愤怒支撑着逃亡的意志。 几经辗转，她踏上东渡日本的旅途，那年她二十六岁，身无分文，靠为人画像、打杂糊口，连日语也不通，曾因饥寒交迫晕倒在早稻田大学门口，被中国留学生捡回屋里，在这个异邦世界，她从最底层爬起，一边做工一边自学，终于考入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她在文学中找到了自我，也找到了发声的武器。 在日本的日子里，她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留学生，其中便有漳州青年杨騒，他以新诗为媒，频频示爱，曾为她写下“你眼中有洞庭湖的烟波”，可惜情感之事，终难如愿，杨騒转身与富商千金订婚，临别前一句“等我睡够一百个女人就回来娶你”，将她的爱情撕裂得体无完肤。 1926年，她病倒在东京贫民窟，染上梅毒，几近绝望，房东太太见她尚有一口气，给了她半张前往上海的船票，当年冬天，她在北新书局遇见鲁迅，鲁迅见她瘦骨嶙峋，从长衫兜里摸出两块银元，嘱她买些红糖暖身，此后两人往来频繁，她创作的话剧《打出幽灵塔》便是在鲁迅的鼓励下完成的，鲁迅曾向许广平感慨：“这般才貌双全的女子，偏生遇不着良人，” 抗战爆发，她在武汉组织女工识字班，日军飞机扫射，她顶着炮火带领学生钻入防空洞，重庆时期，她组织剧团演出《保卫卢沟桥》，舞台上使用的东洋军刀是真从前线缴获的，刀刃上依旧沾着血锈。 新中国成立后，她未选择安逸，1950年，她主动请缨前往北大荒，五十七岁的她与青年并肩开荒，春日咳血染红雪地，有人劝她返京，她却笑称：“这儿比刘家庄暖和，”她的身影在白雪中坚定而孤独，却无比真实。 年迈后的她，常在东安市场买山楂糕，布兜里露出半本《鲁迅全集》，有年轻人认出她，问她是否就是鲁迅口中的“仙女”，她只是轻轻扶了扶眼镜，说：“仙女早死在东京湾啦，我是白薇，” 1987年8月，协和医院太平间里，护工在她遗物中发现一个铁盒，盒中是一张泛黄老照片，照片上的女子穿着和服，站在樱花树下，背面钢笔字迹已模糊，仅隐约可见“杨騒”二字，值班护士回忆，白薇临终前曾突然坐起，望向窗外轻声喊：“等等我，”那声音轻得像多年前东京雪夜里，一个十八岁少女的呼喊，被风雪带走，却从未在时光中沉没。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萧红、白薇、丁玲、苏青：那些逃婚的文坛“娜拉”后来怎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