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七叔载涛有1妻3妾，1950年《婚姻法》要求夫妻为一夫一妻制，载涛为难坏了。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既符合国家政策，又妥善安置了其他妾室。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麻烦顺手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关注」，方便日后随时参与讨论、分享观点，感谢您的支持呀！ 说起载涛，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叔”，清朝宗室。可要细说他的人生，和老百姓相比，那真是拐了好几个弯。1887年，他生在北京醇亲王府，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光绪皇帝的异母弟弟，从小锦衣玉食，身边是仆从，是轿夫，是马车。京师的紫禁城和王府，载涛都能自由进出。别说坐黄包车，就是脚踩泥地，他小时候连见都没见过。 到了青年时代，清廷衰败，载涛却赶上了新学潮。他还真不光在家“养花养鸟”，20岁时还远赴法国学马术，进了索米骑兵学校，回国后当了禁卫军大臣。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满门贵胄一夜成了“平头百姓”。清室优待条件维持了几年，等到1924年溥仪被赶出宫，皇族们也就断了经济来源。载涛带着家人变卖家产，后来干脆搬出原来的大府邸，买了北京山老胡同的宅子，再也没有过去的辉煌。 但在私人生活上，载涛依然延续着“前朝”的规矩。他有一位正妻姜婉贞，三位妾室，分别是周梦云、金孝兰和王乃文。这种“多妻多妾”的生活，在清末民初的王府、达官贵人中，并不稀奇。哪怕到了民国年间，北京城的旧风气还在，四合院里养几个妾是常有的事，反倒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但解放以后，这一切彻底变了。1950年新中国颁布《婚姻法》，明文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一切纳妾、多配都属于违法。对老百姓来说，这是好事，对无数像载涛这样的前朝遗老来说，却是“天大的难题”。几十年一家人，突然间只能有一个合法妻子，其他妾室怎么安顿？一旦处理不好，不仅家不安稳，还可能影响政治声誉、甚至犯了新法。 1950年，《婚姻法》在全国推行，家家户户都开始“登记结婚”。对很多普通人家，这事就是个程序，可对载涛这样的“老北京”却是绞尽脑汁的头疼事。 载涛这一大家子，当时是住在山老胡同。四位太太，孩子辈里头有的都成家了，有的还在身边。一天，街道干部上门动员：“载先生，新婚姻法规定是一夫一妻制，您得选定一位做合法夫妻，其他要解除关系。”老干部说得客气，但话里话外，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载涛是老派人物，心里清楚这是国家大事，不能拿家事开玩笑。可一想到几十年同吃同住的这些女人，年轻时陪他风光，老来一起熬过最难的年月，如今要突然分个“你留你走”，这不是伤人心么？更何况，这几位太太中，有正室，有妾，有的是原配，有的是后来进门的。大家早已相依为命，彼此有怨有恨，也有情分。 载涛心里清楚，谁留谁走，这不是“翻牌子”的小事。他最担心的，是选了一个，剩下几个怎么办？感情上过不去，生活上也没着落。再说，要是被人说成是“欺负女人、甩包袱”，就坏了名声。那些年载涛已经变卖家产、靠变旧货、写字画马、偶尔摆摊为生，不比当年呼风唤雨，手头也不宽裕。 载涛琢磨了好多天，和家里人商量，最后决定亲自跟每个太太谈一次。谁都不想伤害，但法律不能不遵守。那年头，家里人早习惯了“以和为贵”，但一遇到这种大事，还是唉声叹气，不舍得分离。最难的是那三位妾室，大家伙相伴一辈子，突然“身份”就没了，谁都觉得委屈。 载涛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个办法，这法子说难不难，说容易也真不容易。 他决定按国家政策，和正妻姜婉贞登记为合法夫妻。剩下三位妾室，按照《婚姻法》的规定，需要解除婚姻关系。可载涛没有“撵”谁出家门。他想得很明白：感情和法律是两码事，人不能无情无义。 家里三位妾室，也都是苦命人，有的年轻时就是府里的丫鬟，后因各种原因才进门做妾。几十年同甘共苦，这时候要是随便“一纸休书”打发走，实在于心不忍。 于是，他一方面按照规定去登记，另一方面，主动给妾室们留足生活费用，妥善安排住处，还公开承诺，只要愿意，依然可以住在家里，和大伙一起过日子。只不过名分上，按国家法律，各自为“自由身”，不再是“妻妾关系”。 载涛不止一次对人说过：“她们是家人，不是‘外人’，政策是政策，做人也得讲良心。”三位妾室各有各的性格，有的觉得伤心，但也明白时势难违，有的索性搬去亲戚家住，有的依旧留在载家，名义上是“亲戚”，其实生活一如既往。 这事在北京城不算个案，但载涛的做法还是被邻里议论，说他算有良心。最重要的是，家里没闹大矛盾，几位太太虽有怨气，最终也都体谅。后来，王乃文甚至在回忆录里写，“七爷当年那样处理，是尽了人情，也合了国法。” 而且，载涛对待前朝的名分也格外谨慎。新中国成立后，他不再用“贝勒爷”“王爷”身份自居，而是以普通公民、政协委员、顾问的身份出现。 1950年代后，载涛生活过得并不宽裕，有时候亲自下厨，有时候自己摆摊卖旧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