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总统顾问和南京市市长，蔡元培是他的学生，通晓七国语言，舌战列强，为国家筹得5亿大洋，却被诬陷为卖国贼。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些人注定是主角，他们身处风雨飘摇的时代，却敢于走进风口浪尖，替国家据理力争，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传奇人物伍廷芳。 他的履历哪怕放在今天，也足以让人惊叹：他是清末民初的重量级外交家、法学家，曾任总统顾问、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相当于“市长”），蔡元培更是是他的学生。 他通晓七国语言，出任多个国家的驻外公使，代表中国在巴黎和会等重大国际场合“舌战列强”，他还为国家筹得5亿大洋的巨款，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撑起财政。 但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功勋卓著的爱国者，晚年却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背负骂名，含恨而终。 伍廷芳出生于1842年，广东新会人，他家境优渥，自幼聪慧，少年时就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后来远赴英国留学，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海外法学博士。 他不仅精通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日语、拉丁语，还能和列强代表面对面对谈，不需翻译，直接“开怼”，这一能力在当时几乎是独一份。 这种语言能力和法学素养，让他成为清政府眼中的“外交利器”，他是中国第一位华人香港执业律师，也是香港立法局首位华人非官守议员，在殖民地体制下靠实力拼出一席之地。 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迅速站队革命派，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被任命为司法总长，主管全国法律事务。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那时候整个国家刚刚摆脱帝制，要建立现代法治体系，离不开一个懂法律、懂西法、又有外交经验的人。 而伍廷芳正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不仅推动清末修律，参与新法制定，还在任上力推司法独立、废除酷刑，这些制度改革为中国现代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 他也一度成为孙中山的核心智囊之一，被任命为护法军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担任总统顾问，参与核心决策。 蔡元培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象征，但早年在上海读书时，正是伍廷芳教他西方法律和语言，可以说他是中国知识分子近代化的重要“中转站”。 这也反映了伍廷芳的另一个教育传播者的身份，他不只是政治家、外交官，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真正让伍廷芳一战成名的，是他在外交场上的表现，1919年巴黎和会，中方希望废除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收回山东主权，虽然最终失败，但在此前后伍廷芳多次代表南方政府，与欧美国家进行激烈谈判。 他在会议上据理力争，用流利的多国语言，与外国代表“正面硬刚”，他的风格直接、强硬，不绕弯子，当外国代表试图推卸责任时，他会立刻当场反驳，甚至用他们自己的法律条款“回敬”。 在关税谈判中，他也为中国争取到了多个优惠条款，推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主权。 除了外交伍廷芳对中国财政也有巨大贡献，当时的中国财政极度紧张，军费、行政开支、工业建设都缺钱。 伍廷芳在担任外交、财政总长期间，通过艰难谈判，争取到庚子赔款延期支付、部分退款和国际贷款，合计约5亿大洋。 这笔钱说起来简单，但背后是无数场“外交拉锯战”，他用法律、用语言、用人格魅力，打动西方国家代表，为中国争得了喘息空间。 这笔巨款实实在在支持了当时政府的运作，也为早期的铁路、电报、教育等现代化项目提供了资金保障。 但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回报，1923年“临城劫车案”爆发，北洋政府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劫持了一列载有外国人的火车，震惊中外。 伍廷芳当时是南方军政府的外交负责人，为了尽快平息国际压力，他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尽快释放人质。 结果北方媒体和部分政敌借机发难，攻击他“屈从列强”、“出卖民族尊严”，甚至有人直接在报纸上骂他是“卖国贼”。 更糟的是南北两派正处于政治对峙阶段，他的“和平统一”主张也被一些激进派视为“妥协投降”。 他一生为国奔波，为国家争钱、争地、争主权，却在晚年被泼了一身脏水。 直到数十年后，历史学界重新审视他的外交贡献，才逐渐还原他真实的一面，今天的历史课本，已经将他列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 他为国家舌战列强、为财政筹款、为法治改革、为教育育人，哪个不是功在千秋？只是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很多人看不到这些。 伍廷芳的一生是一个典型的“高开低走”人生，他的履历足以让后人敬仰，他的能力、贡献、人格，放在今天也是一等一的国家栋梁。 但他最终却在政治漩涡中，被误解、被攻击、被污名化，成为那个动荡年代的又一位牺牲者。 参考资料： 张礼恒. “三世”外交家伍廷芳[M]. 福建: 福建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