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可是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对他说：你被捕了！ 1950年11月初，绥远军区通知旅长以上军官去北京开会，主题是总结部队改造工作。刘万春作为第36军军长，接到命令后立刻动身，带着简单行囊，乘上北上的军用列车。他以为这不过是一次例行会议，没多想就赶了过去。11月10日傍晚，火车到北京站，他拎着行囊下车，刚走几步，就被四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拦住，直接宣布逮捕。他被迅速带离站台，押上一辆吉普车，送往一栋戒备森严的大楼。审讯室里，华北军区的军官摊开一堆文件，列出他与国民党特务的联系证据，包括他派心腹营长李玉函去香港传递情报的记录，还有截获的密信。他低头不语，双手紧握，知道这次在劫难逃。 这件事的起因得追溯到1949年的绥远起义。1948年底，国民党在华北战场失利，蒋介石想拉拢傅作义南撤，傅作义没上当，决定走和平谈判的路子。刘万春的第111军驻守绥远，蒋介石派人多次接触他，给他经费和补给，试图让他拖住傅作义的后腿。1949年6月，傅作义派人带着和平协议去归绥，刘万春表面上接待，私下警告使者不要公开协议，怕引起部队混乱。7月，中共联络处人员准备进驻归绥，他又提出苛刻条件，要求对方交出武器、限制行动，还抱怨当地报纸刊登新华社文章。更有甚者，他的手下李锡庆在归绥路上袭击了联络处人员，造成伤亡。他抢先处决凶手，掩盖真相，没深究责任。 这些举动并非他临时起意，而是受了国民党高层的蛊惑。1949年7月，国民党国防部代部长徐永昌派人来绥远，带着李宗仁的亲笔信，鼓动刘万春和董其武西撤，与马家军联合。他嘴上说要请示傅作义，私下却被徐永昌说服，表态个人愿意走，但部队调动没把握。徐永昌还任命他为第九兵团副司令，试图削弱董其武的权力。9月，绥远起义前夕，徐永昌又赶到包头，拿出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联名信，试图阻止起义。刘万春在起义签字仪式上排在第二位，表面支持，实际上跟国民党特务暗通款曲，承诺做内应。起义后，他建议带兵去宁夏支援解放，实际是想伺机而动。1950年初，第111军改编为解放军第36军，他当上军长，但没过多久，他与特务联系的事就暴露了。华北局和军区决定借北京会议的名义，把他诱到北京处理。 刘万春被捕后，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把情况通报给傅作义和董其武。傅作义听完一脸震惊，没想到老部下会干这种事。董其武则觉得愧疚，觉得自己没看住他，恳求上级看在他参与起义的份上，给他条活路。聂荣臻把案子报到中央，毛泽东看了材料后批示，杀降不妥，留他一命，体现宽大政策。于是，刘万春没被枪毙，而是被送到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管理所，他每天参加劳动，推车运物资，接受思想教育，日子过得单调但严格。1967年，他被释放，回到北京，住进一间普通平房，开始低调生活。1977年，他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参与地方事务，平时开会时坐在后排，认真听讲，偶尔翻翻文件。1993年，他因病去世，活了95岁。 刘万春晚年写回忆录，提到个人选择得顺应历史潮流，为老百姓做事。他的经历很典型，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将领，再到解放军军长，最后变成政协委员，折射出那个年代的复杂变化。他早年靠着能力和蒋介石的赏识爬到高位，但对蒋的忠诚让他在国共交锋时站错了队。绥远起义时，他两面三刀，既想保住自己的部队，又放不下旧主子，结果把自己逼上绝路。被捕后，宽大政策给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也算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晚年安稳度日。他的故事让人感慨，历史的大潮里，个人的选择往往决定命运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