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14日,台北士林官邸附近的一间寓所里,一位老人在睡梦中安然离世。消息传出,岛内舆论的第一反应不是悼念,而是错愕——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位名叫张群的人还活着。
要知道,他生于1889年,与光绪皇帝同年,比蒋介石还年长两岁,从晚清到民国,从抗战到迁台,从戒严到解严,他经历了三个政权、两场战争、无数次政治风暴,却在101岁的年纪才谢幕。
在国民党退台后的高层官员中,这种长寿并不常见。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位被时人讥为"忠奴"、被史家评为"无政绩"的政治人物,晚年竟摇身一变,成了台湾社会追捧的"养生大师",到处演讲、出书、传授长寿秘诀,门庭若市。
一个宦海沉浮六十余年的旧官僚,凭什么活过了一个世纪?
他的养生经究竟是真知灼见,还是政治失意后的精神转移?
这些问题,值得细究。

张群的养生体系,核心是一本1969年出版的《谈修养》。这本书在台湾被时人评价为"经史烂熟于胸中,冶中西哲理于一炉",分为"养身、养心、养慧、养量、养望"五个部分,构成了他所谓的"五养箴"。
所谓"养身",他解释为"保持生活规律,愉快心情和勤劳习惯";"养心"是"培养虔诚信仰,澹泊胸襟,坚毅意志与永恒热忱";"养慧"要求"冷静头脑,客观态度,求知精神,并能实践力行";"养量"是"端赖谦益以应世,宽恕以待人,忍耐以自制,协和以容众";"养望"则是"以公诚化忿怨,以负责树众信,以服务为领导,以牺牲求创新"。
这套说辞,听起来像是儒家修身与西方成功学的杂糅,但放在张群身上,却有一种奇特的讽刺意味——一个以"无思无怨"自勉、以"笑脸通人"自保的政客,居然大谈"以牺牲求创新",足见其"修养"的实用主义本质。
不过,抛开政治人格不谈,单就养生方法而言,张群的实践确实有一套严密的日常规程,绝非泛泛空谈。
张群对作息的要求极为刻板。他自订的《自律歌》写道:"日行五千步,夜眠七小时;饮食不逾量,作息要均衡;心中常喜乐,口头无怨声;爱人如爱己,报国尽忠忱。"
这八句四十字,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信条。
所谓"日行五千步",并非字面意义上的绝对计数,而是强调运动量必须达到质变阈值。他每天在自家庭院里走动,风雨无阻。90岁以前身体康健,步态稳健;90岁后患上退化性关节炎,步行困难,仍靠人扶持,每日早、中、晚各做一次步行运动,每次约千步,全天共走三千步,从未间断。
他还有一个更简练的《不老诀》:"多动,少吃,多听,少讲。"
八个字,听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尤其是"少讲"二字,对一个靠言辞周旋于政坛的人来说,简直是自我阉割,但张群做到了——晚年他话极少,公开场合多以微笑应对,这种"沉默"本身就成了他的养生手段。

饮食节制是张群另一项铁律。
他主张"起居有时,饮食有节",认为"养生之道,贵在节制、细水长流"。
他目睹太多"身体强壮的朋友,由于生活不节,未能长寿":有的"自负多情,纵情声色",有的"自负体力,恣意口腹",结果"中年暴亡"或"未老先衰"。
这种观察来自他漫长的政治生涯——国民党高层中,酒色过度而早逝者比比皆是,张群显然从中吸取了反面教训。他的饮食原则是"七分饱",不挑食,但严格控制总量。早餐通常简单,中晚餐有荤有素,以素为主。他特别重视早餐的营养均衡,晚年常饮牛奶或豆浆,配以适量主食。
有趣的是,张群并不戒酒,反而对饮酒有一套精密的"八条件"理论。他认为喝酒有益健康,但必须满足八个前提:身体好、人要好、菜要好、酒要好、喝得从容、环境光线柔和、喝多了不闹事、没人反对。
这八条中,"人要好"和"菜要好"看似与养生无关,实则体现了张群的生活哲学——饮酒不是生理行为,而是社交仪式,情绪价值与物质条件缺一不可。他还有一个细节讲究:酒下肚前必须先"筛酒",即温酒、烫酒。他引用《红楼梦》的解释:"酒性最热,若热吃下去,发散得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以五脏去暖它,岂不受害?"
用现代食品科学分析,加热确实能使酒中的甲醇、乙醛等有害物质挥发,减少对人体的危害。张群虽然不懂化学,但凭经验总结出的方法,与现代研究不谋而合。
张群与张学良、张大千、王新蘅组织了一个"三张一王转转会",四人轮流做东,定期聚饮。
这个聚会的参与者,个个都是政治或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陈香梅女士和陈纳德将军在台湾时也常参加。张群在这种场合中,既满足了社交需求,又控制了饮酒节奏——"喝得从容","讲讲笑话",把"喝酒的目标移开",免得"闹得不可收拾"。
这种"结构化饮酒"的方式,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管理技术,将潜在的失控行为纳入可控框架。

夏季养生是张群的另一项专长。
台湾湿热,老人最难熬,张群的应对方式是山中避暑与药茶调理并行。他常饮的药茶包括薄荷凉茶、菊花龙井茶、六一荷叶茶、石榴皮止泻茶等,配方极为具体:薄荷凉茶取鲜薄荷3克、太子参6克、绿茶3克、生姜一片,沸水冲泡;菊花龙井茶取白菊花10克、龙井茶5克;六一荷叶茶取鲜荷叶一张、六一散50克,开水冲泡后过滤饮汁。
这些配方并非随意组合,而是针对台湾夏季"暑湿"气候特点设计的:薄荷、生姜辛散解表,太子参益气扶元,荷叶、六一散清暑利湿,石榴皮、橘皮涩肠止泻。张群虽未受过系统中医训练,但长期实践使他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个人化调理方案。
情绪管理是张群养生体系中最具政治色彩的部分。
1957年,68岁的张群即将跨入古稀之年,有记者问他有何感想,他笑着说:"现在医药卫生如此进步,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早与古人不可同日而语。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我看应为'人生七十才开始'。"
这句话后来在台湾政界广为流传,成为一代去台军政人员的集体口号。表面看是乐观主义,实则是政治失意的自我宽慰——张群晚年虽居高位,却已无实权,"资政"等头衔不过是虚职。他自称"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多思多怨,少思少怨,无思无怨",又以弥勒佛"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事"自况。
这种"无思无怨"的处世哲学,与其说是道德修养,不如说是政治生存策略——在蒋介石的威权体制下,少说话、少思考、少作为,才能活得久。
张群将这种情绪控制技术转化为可操作的日常规范。他在韩国看到一副对联"一笑一少,一怒一老",将其改写为"大笑一次,年轻一天;大怒一次,短寿一年"。
他还提出"养生七不":不发怒、不忧虑、不多言、不急躁、不贪吃、不熬夜、不懒散。晚年坚持打桥牌,以牌局分散注意力,避免沉溺于负面情绪。
这种"注意力转移法"与现代心理学的认知行为疗法有相似之处——通过结构化活动占据心智资源,减少反刍性思维。
更深层地看,张群的情绪管理建立在对"衰老"概念的重新定义之上。他主张"忘老","切不可以老字时时在念,自己还当作中年人"。
他认为"凡心乱则气弱,心气弱即是衰老之本",因此强调"得失心淡,自然心血不耗"。
这种心态并非天生的豁达,而是长期政治训练的结果——在国民党内部倾轧中,张群学会了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把情绪反应降至最低。晚年他将这种技术泛化为养生原则,本质上是用政治生存智慧兑换生理寿命。

张群还从传统医学中汲取了营养。
他学了一套"天竺按摩法",据云是"药王"孙思邈倍加推崇的养生术,声称"老人每天练三遍此法,一个月以后,可百病消除,健步如飞"。
他将此法融入日常,长期坚持,自称"身体矫健,精力充沛,干活腰不酸腿不疼,很少感觉疲劳"。此外,他养花种树、培植稼穑、提笼架鸟、斗狗玩猫,把生活装点得"丰富多彩,妙趣横生"。
这些活动看似消遣,实则是张群"多动"原则的具体化——通过低强度、高频率的体力活动,维持身体机能,避免久坐导致的代谢衰退。
张群的养生经中,有一段话最能概括其精髓:"凡能明卫生者,必得长寿。此有五个阶段:第一在胎教,居母腹时,母体强健,得天独厚;第二乳哺时,饮食调匀,少有病苦;第三童年正发育时不犯手淫,勿交恶友,勿看邪书,营养富足,勤劳勿懒;第四壮年时,勿酒色、赌博,少贪虚荣,勿与人争意气短长,常研究哲理;至于老年,则可使一生经验,参考现时环境,自定休养章程,非有定法。"
这段话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将养生视为一个贯穿生命全程的"项目管理"过程,每个阶段有明确的KPI和风控点。张群特别强调"老年"阶段的"自定休养章程,非有定法"——这意味着养生不是遵循某种普适教条,而是根据个人历史经验和现实环境,动态调整方案。这种"经验主义"立场,使他的养生法具有高度的个人化特征,难以简单复制。
1985年,97岁的张群写了一首《不老歌》:"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天天忙,永不老。"
这二十四字,看似通俗,实则浓缩了他一生的养生实践。
"起得早"对应规律作息,"睡得好"对应睡眠质量,"七分饱"对应饮食节制,"常跑跑"对应运动习惯,"多笑笑"对应情绪管理,"莫烦恼"对应心态平和,"天天忙"对应生活充实,"永不老"则是前七项的综合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天天忙"三字——张群晚年虽无实权,却从不让自己闲下来,著书、演讲、会友、打牌、园艺,日程排得满满当当。这种"忙碌"不是被迫的劳作,而是主动的填充,目的是防止心智闲置导致的衰老加速。

张群的长寿,当然离不开物质条件。他出身四川华阳县官宦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长期位居国民党权力核心,历任上海市长、湖北省主席、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退台后仍任"总统府资政",享有优渥的医疗资源和生活待遇。
这种阶层优势,是普通人无法比拟的,但同样条件的国民党高层中,早逝者大有人在——陈诚67岁病逝,蒋介石87岁去世,都比张群短寿得多。这说明,物质条件只是长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张群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政治生涯中的"隐忍"技术转化为养生实践,将"不作为"的生存策略升华为"少思少怨"的哲学体系,在精神层面实现了对衰老的延迟。
然而,张群的养生经也有其阴暗面。
他所谓的"养量",实质是"谦益以应世,宽恕以待人,忍耐以自制,协和以容众",在政治语境中,这不过是奴才哲学的精致包装。他自称要学郭子仪,"功盖天下主不疑,位极人臣众不妒",
这种自我定位,暴露了其养生哲学的核心动机——不是追求个体的生命质量,而是维护权力结构中的安全位置。他的"无思无怨",是对政治压迫的消极适应;他的"笑脸通人",是对体制暴力的温柔配合。养生,在这里成了一种政治顺从的副产品。
1990年张群去世时,台湾社会已发生深刻变化。他活过了蒋介石,活过了蒋经国,几乎活到了两岸关系解冻的前夜。
他的一生,从晚清秀才到民国官僚,从抗战谈判代表到台湾资政,跨越了三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他的长寿,既是生理奇迹,也是历史隐喻——一个旧时代的幸存者,用101年的时间,见证了权力更迭、意识形态兴衰、社会结构重组。
他的养生经,或许对现代人仍有参考价值:规律作息、节制饮食、适度运动、情绪管理、社交活跃。但这些技术的背后,是一个旧官僚在威权体制下的生存智慧,其"无思无怨"的哲学,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独立思考、批判精神,恰恰背道而驰。
张群的长寿,值得研究,却不值得羡慕。
他活得很久,但未必活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