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东京的一间小屋里，一个年轻女人跪坐在丈夫面前，平静地递上一把短刀。她的丈夫是即将出征的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出发前一晚，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请一定要击中敌舰，我会在家里等着你。”然后她转过身，用同一把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这不是电影情节。在二战末期的日本，像这样主动赴死的女性，数以千计。

二战战争爆发后，日本妇女迅速被动员起来。1932年成立的“国防妇人会”到战争结束时会员人数接近2000万。这几乎覆盖了所有20岁以上、没有孩子的日本女性。

表面上她们做的是后勤工作：缝制绷带、募集资金、慰问士兵。但很快，这些“温柔”的支援变了味。她们甚至亲赴战场，用身体慰问士兵，激烈日军勇猛作战。

1943年，随着战局恶化，政府开始号召女性“主动贡献”。很多女人把家里的铜器、铁锅、甚至门把手拆下来捐给军工厂。

一位老太太把自己的假牙都捐了，说是“为了提炼金属”。大阪一个家庭主妇在广播里听到号召后，当场剪掉自己的头发，说要用来做飞机缆绳。

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她们不仅对自己狠，对别人更狠。1944年，东京街头出现了“非国民举报箱”，女性成了最积极的举报者。谁家孩子没戴防空头巾？谁在背后抱怨粮食配给太少？谁偷偷收听敌国广播？

举报者中一大半是家庭主妇。有一个叫小林节子的女人，因为举报了十几位“非国民”邻居，被当局评为“模范妇人”，照片登上了《每日新闻》。

如果要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那一定是井上千代子。1937年，她的丈夫井上清一是一名陆军中尉，原本因为新婚不打算去中国战场。千代子为了“激励”丈夫，在新婚之夜割喉自杀，留下遗书说：“请夫君安心出征，不必挂念我。”

这件事被日本军方大肆宣传，井上清一被塑造成“失去爱妻仍为国奋战”的英雄，千代子则成了“军国之妻”的典范。

到了战争末期，这种疯狂进一步升级。冲绳战役期间，当地女学生被编成“姬百合部队”，担任战地护士。美军登陆后，她们被日军命令“不要被俘虏”，很多人选择用手榴弹自杀。

1945年，日本准备“本土决战”，女性被推上第一线。政府颁布《义勇兵役法》，规定15岁到40岁的女性全部编入“国民义勇战斗队”。发给她们的武器是什么？竹枪。每人一支削尖的竹竿，训练怎么捅美国大兵。没有竹枪的就发铁锹、菜刀，实在不行就用指甲抓。

更疯狂的是“伏龙特攻队”——让年轻女性背着15公斤重的炸药，潜入美军登陆艇底部，用头撞引爆装置同归于尽。这种自杀式袭击的招募通知发出去后，报名者超过500人。她们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话惊人地一致：“能为天皇陛下献出生命，是我的光荣。”

战后，很多活下来的日本女人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她们曾经狂热支持战争，送走丈夫、儿子、兄弟，然后发现这一切都是谎言。一位老妇人晚年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候我们都疯了，真的是疯了。”

二战已经过去近八十年，但这段历史留给今天的警示依然清晰：当一个社会把“疯狂”当成“美德”，把“献身”当成“光荣”，最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那些微笑送你去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