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站在伊水河边，他显得很憔悴，衣服也大了一圈。 他站在伊水边那会儿，风从龙门的石壁缝里穿出来，卷过水面，带着点初秋的凉意。他没穿外套，身上的中山装似乎宽大了一圈，像是一下子瘦了不少。谁都看得出来，他有些憔悴，整个人藏不住的疲态。但他还是直着背，微微仰头看着那些石刻，一尊一尊地数过去，有时还低声跟在旁的特鲁多说点什么，用的是极清晰的普通话，语速慢，像是在讲给这片石窟也听。 那天是1973年10月14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来访，按照安排要去洛阳一趟。他坚持亲自陪着，说是龙门石窟不能让客人只是走马观花。他已经住院前几个月，病情一阵紧一阵，医生不建议远行。他不听，说这是他职责里该做的。 那次去龙门，真的是走得慢。他走几步就得歇一下，但又不肯坐太久。他看着那套刚拓印出来的《龙门二十品》，翻得仔细，一页一页地摩挲，还举起来对着光看纸张的纹路。那是魏碑的精品，行家一看就知道值钱。他问了一句：“这多少钱？”售货员有些紧张，回他：“五百块一套。”他点点头，说：“想买一套送郭老，他喜欢这个。” 随行的人赶紧翻口袋，凑了半天，也没凑够。有人说：“让地方上送一套嘛。”他马上摇头，声音一下子重了：“不能开这个口，国家的东西不能随便送。”旁边又有人提议：“那先拿着，回去寄钱。”他说：“拿都不能拿，他们就不会再收钱了。” 他站在那里犹豫了很久，拓片放在手里迟迟不肯放下。后来他叹了一口气，把拓片交还，摆摆手，走了。 就是这一套拓片，谁都没记得那上面具体写了些什么，但记住了他没带走。不是带不动，是带不走。他身边的人后来回忆，说他在国外收到别国元首送的礼物，哪怕一只金笔，回国也是照章交外交部，从来没留下过一样。他的“规矩”不是对别人讲的，是拿来要求自己的。 那晚他住在友谊宾馆，身体不太舒服，晚上要吃药。他拧开瓶子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一粒，滚到了地毯上，怎么也找不见。他不让医生重新拿，说不能浪费。那是进口药，不好配。于是他弯着腰，一点一点在地上摸，还自己掀了沙发边。好一会儿，他突然笑了，指着沙发脚边说：“在这儿。”药片有点灰尘，他也没皱眉，掏出手帕擦了擦，仰头就吞了。 医生看得直摇头，服务员都慌了，说：“总理，这药……”他摆手说：“没事没事。”吃完药，他又嘱咐服务员早点休息，说明早一定要提前叫他起床，不能让客人等了。 他从来不是那种把节俭挂嘴边的人。可你只要跟过他，就知道他对用东西有种近乎固执的克制。他不愿浪费一颗药，一张纸都尽量翻过来再写。 那顿晚宴上，洛阳的厨子端了一道本地名菜叫“洛阳燕菜”。大厨雕了朵牡丹，花瓣细致得像真花。他看了一眼，笑说：“牡丹都飞到盘子里来了。”身边人解释说是地方特色。他想了想，说：“叫‘牡丹燕菜’更好，洛阳牡丹甲天下，这名字合适。”就这一句话，从此菜名就改了。 宴席结束时，他一一跟在场的干部握手。有人问他：“总理，明年还来看吗？”他点点头，说：“明年五一，我来看牡丹。”那时他说这话，神情轻松，还带着点笑意。 可谁也没料到，第二年五一，他已经病重得连床都下不了。那句“我来看牡丹”，成了空话。不是他不记得，也不是他变卦了，是他真的来不了了。 从1937年到1973年，他陆续来过洛阳四次。最早那年是为国共谈判而来，为统一战线奔走。后来的几次，大多与经济建设有关，水利、农业、工业，他样样要看。1958年，他站在三门峡坝前，看黄河滚滚而下，一站就是十几分钟。1959年，他去了洛阳一拖，对工人说：“咱们自己干，造出中国的第一台。”他说话不高，但铿锵有力，让人信。 1961年，他陪着尼泊尔国王参观龙门，还让陈毅写下“龙门”两字，刻在桥上。那时候他身子骨还好，走在前头，拍照、讲解，做得很利索。 1973年的这次，是他最后一次出京出省。别人能感觉出来他身子吃力，但没人敢说。他自己不当回事，说：“这点事，我不亲自来不放心。”就连医生也拗不过他，只能派了人全程盯着。 他一生节俭、严谨，但对文化、对历史却总有种温柔的耐心。他看石刻，不是浏览，是端详；他听人介绍古碑，不急不躁，还时常提问。有次有人问他怎么懂这么多，他答得简单：“我也是个读书人。”那话说得太轻，轻得像一句玩笑。 可读书人走得早。他没能再来洛阳，也没能再看牡丹盛开。龙门的佛像没变，伊水照旧流，只是少了那个在河边站着、身子单薄、神情坚定的人。 这世界上总有人把规矩扛在自己肩上，不声不响地走一程，就再没回来。他就是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