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吴富善很有意思。 吴富善是江西吉安人，那地方穷，他打小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家里孩子多，饭都吃不饱，父亲愁得天天叹气，寻思着得让孩子们学个手艺，将来好歹有口饭吃。于是，吴富善和哥哥被送去当了裁缝学徒。 可那个年代的学徒，哪是学手艺，分明是当牛做马。老板尖酸刻薄，干活慢了非打即骂，工钱少得可怜。吴富善年纪不大，脾气却不小，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他觉得，凭什么自己一辈子就得窝在小作坊里，低着头给别人缝衣服？ 恰好那时候，红军的宣传队来到了镇上，广场上红旗一拉，口号喊得震天响，说什么“工人翻身得解放”。这话一下子就点燃了吴富善心里的火。他扔下剪刀针线，跟父亲摊牌说要去参加革命。父亲又气又急，觉得这孩子是昏了头，好好的手艺不学，非要去干掉脑袋的买卖。父子俩大吵一架，父亲气急了给了他一巴掌，17岁的吴富善含着泪，扭头就走，只留下了一句：“干革命的人不信命！” 这一走，就是几十年。他再也没能见到父亲，这也成了他一辈子最大的遗憾。 1930年，吴富善正式加入了红军。在红一军团，他从普通战士干起，一路升到团政委，连叶剑英元帅都注意到这个“娃娃”，夸他“后生可畏”。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富善的人生，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 他当时在129师771团当政委，跟着部队打了好几场硬仗，像神头岭、响堂铺，都是硬骨头。仗打得多了，个人问题也该解决了。组织上看他快三十了，还是个光棍，就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 说实话，吴富善当时挺没底气的。他对介绍人苦笑：“我一个穷当兵的，军装都打了好几层补丁，哪个姑娘能看上我？” 介绍的姑娘叫李蓉，是冀南妇救会的主任，比他小九岁，是个有文化、有思想的新女性。第一次见面，吴富善心里打着小鼓，特意穿了件最旧的军装，想看看对方会不会嫌弃。结果李蓉压根没在意这些，反而很关切地问他在前线的苦与乐。吴富善心里一热，觉得这姑娘不一般。一来二去，两人还真就成了。这对革命夫妻，风风雨雨相伴了五十多年。 如果说找对象这事儿还算寻常，那接下来他在战场上的一次经历，就真有点传奇色彩了。 有一次打完胜仗，缴获了一匹日军的战马，油光水滑，神气得很。吴富善一时兴起，换上缴获的日军军官大衣，翻身上马，想试试这马的脚力。谁知道这马性子烈，根本不听使唤，驮着他撒开蹄子就往回跑，一溜烟就冲进了日军的一个临时营地！ 这一下，吴富善的冷汗都下来了。眼看着周围全是端着枪的日本兵，他心一横，干脆将错就错。他压低帽檐，挺直腰板，用从战俘那儿学来的唯一一句日语，冲着站岗的日本兵含糊地喊了声“吆西”。日本兵一看这“长官”的气势，也没敢多问，还给他敬了个礼。吴富善就这么骑着马在敌营里不紧不慢地溜达了一圈，然后趁人不备，猛地一夹马肚，又冲回了自家阵地。 解放战争时期，吴富善已经是第四野战军44军的政委，跟着大部队从东北一路打到广东，辽沈、平津、渡江，一场大战都没落下。等到1955年授衔，他被授予中将军衔，站在了人民大会堂的聚光灯下。 你以为故事到这就该平淡收尾了？吴富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恰恰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 1957年，吴富善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有一次，他办完公事，穿着便衣和司机、警卫员一起从火车站出来，结果遇上了碰瓷的。 一个年轻人晃晃悠悠地凑上来，往他身上轻轻一靠，立马就倒在地上，抱着腿哎哟哟地叫唤，说被撞伤了，得赔钱。紧接着，又围上来两个同伙，三个人把他团团围住，一口咬定要赔二百块钱。 周围的群众议论纷纷，看吴富善穿着朴素，都以为他遇上麻烦了。 谁也没想到，这位看着老实巴交的中年人，面对三个小混混，竟然一点不慌。他平静地问：“要多少？” “二百，少一分都不行！” 吴富善点点头，说：“钱没带够，你们跟我上车，回家去取。” 三个年轻人一听，乐了，觉得碰上了个好说话的“冤大头”，想都没想就上了车。可车子一开，他们就觉得不对劲了。这车不往居民区走，反而开进了一个站着岗哨、戒备森严的大院子——广州军区大院。 车一停稳，看到门口荷枪实弹的哨兵，三个碰瓷的当场就傻眼了，腿都软了。司机和警卫员再也憋不住，笑出了声，上去就把三人扭送到了保卫处。一审讯，好家伙，这是一个盘踞在车站附近很久的职业碰瓷团伙，顺藤摸瓜，广州警方把这个三十多人的团伙一网打尽。 这事后来传开了，大家都说吴富善将军这是“引蛇出洞”，用智慧给社会除了一害。他自己后来跟人聊起这事，只是笑着摆摆手，半开玩笑地说：“碰瓷也要讲对象，碰错人有时候倒了大霉！” 他的一生，既有大江大河的波澜壮阔，也有小溪流水的趣味盎然。或许，这才是那一代开国将帅最真实、也最动人的地方。他们用生命书写了宏大的历史，也用性格留下了一个个“有意思”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