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兴化，王大妈和丈夫没有儿子，于是给大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双方签订《立招子》协议，约定以后老两口的养老由大女儿和大女婿承担。可自从王大妈的老伴离世后，王大妈就和大女儿大女婿闹了矛盾，女婿不管她了，王大妈一怒之下起诉大女儿和女婿，要求他们赡养。 王大妈已经年近八旬，可老了老了，她却没人管了。这事要从几十年前说起。 王大妈和丈夫结婚后一连生了4个姑娘，苦于没有儿子养老，王大妈和丈夫决定，给大女儿招个上门女婿，以后就将女婿当做亲生儿子，他们的养老问题为由女婿承担。 王大妈家家境不错，没多久，大女儿就和女婿赵某结婚了，结婚时，王大妈和丈夫与大女儿和赵某签了一份《立招子》协议，约定以后他们的家产归小两口所有，作为交换，大女儿和赵某要承担他们的生养死葬。 一转眼就是几十年过去了，2019年，王大妈的老伴先她一步而去，老伴走后，王大妈和大女儿及大女婿赵某发生了矛盾，双方关系逐渐恶化，经常因为琐事闹得鸡犬不宁。 2021年，村里对王大妈和女儿女婿进行了调解，王大妈和大女婿赵某签订了一份家庭矛盾调解书，约定以后赵某每年要付给王大妈赡养费11000元，医疗费8000元。 可调解结束没多久，双方再次发生矛盾，从23年10月开始，赵某再也没有给过王大妈一毛钱赡养费。 王大妈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酸，除了每年有限的政府补贴和地租钱，没有任何经济收入。 无奈之下，王大妈只好将大女儿和赵某起诉了，要求他们履行赡养义务。 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女婿对岳父母是否有赡养义务？赵某是否需要赡养王大妈？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该条款明确了赡养义务的主体是成年子女，女婿并非岳父母的法定赡养人。所以，从法律层面来看，女婿并没有直接赡养岳父母的法定义务。 赵某作为女婿，对于王大妈夫妇实际上并没有赡养义务。 但是，当初王大妈和丈夫与大女儿、赵某签订了《立招子》协议，约定王大妈家的家产归小两口所有，大女儿和赵某要承担他们的生养死葬。 从法律角度分析，这份协议具有一定的合同性质。 《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立招子》协议以书面形式呈现，符合合同订立的形式要求。 同时，《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王大妈一家签订协议时，各方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且是基于解决养老问题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因此，《立招子》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赵某和大女儿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生养死葬的义务。 2021年，王大妈和大女婿赵某又签订了《家庭矛盾调解书》，约定赵某每年要付给王大妈赡养费11000元，医疗费8000元，该调解书同样具有合同性质，也是合法有效的。 因此，虽然赵某本身对王大妈没有法定赡养义务，但基于《立招子》协议和《家庭矛盾调解书》，赵某已经通过约定的方式承担了赡养王大妈的责任。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赵某在签订协议和调解书后，就有义务按照约定的内容履行赡养王大妈的责任。 王大妈年近八旬，身体状况不佳，属于缺乏劳动能力且生活困难的老人。赵某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行为，不仅违反了约定，也违背了公序良俗和基本的道德准则。 经审理认为，赵某作为女婿对王大妈并没有赡养义务，但是双方签订的《立招子》协议和后续的家庭调解书都是有法律效力的。 赵某作为入赘女婿，王大妈夫妻俩对赵某提供了建房、成家、带孩子等实质性的帮助，在这些因素加持下，赵某应该对王大妈履行赡养义务。 最终，判赵某按照2021年签订的调解书中的约定，继续向王大妈支付赡养费和医疗费。 来源：最泰州、兴化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