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王范被连降十级，愤恨之下向中央写下217个字的绝命书，不久后吞枪自尽,信上写道：“我尽了最后的努力，洒尽最后的热血，以一死为党尽忠！”   江苏如东革命纪念馆内，玻璃展柜里的绝命书复印件泛着柔光。 参观者俯身默读 217 字，“以一死为党尽忠” 的字句背后，是王范一生未被辜负的革命贡献。 从贫苦农民到革命功臣，他的每一步，都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添砖加瓦。 1978 年，江苏省委为王范平反昭雪的决议文件，与绝命书并排陈列。 决议明确指出他 “一贯忠诚、兢兢业业”，纠正了 1958 年的失误，这是对他贡献的官方认可。   1935 年南京监狱的寒冬，王范蜷缩在冰冷的牢房角落，手指在墙壁上画着五角星。   同监的狱友老李后来回忆：“他总说‘不能让党等太久’，每天都在心里默背党员联系方式。”   敌人的老虎凳、辣椒水没能让他开口，反而让他在狱中组织起 “学习小组”，教狱友认字、讲革命道理。   有次狱警发现他们传阅进步书籍，王范独自扛下所有罪责，被关禁闭半个月，出来时还笑着说 “书没被没收就好”。   这份在狱中坚守的信仰，是他革命生涯里不为人知的坚韧片段，比战场上的冲锋更显难能可贵。   1928 年江苏如皋的深夜，刚结束 “五一农民暴动” 的王范，浑身是泥地躲在芦苇荡里。   怀里的党员名单被油纸包了三层，他贴着胸口焐着，生怕被河水浸湿。   “当时河面结着薄冰，他跳下去时，我听见冰裂的声音都心疼，” 参与暴动的老乡后来对记者说，“他游到对岸时，嘴唇冻得发紫，却先检查名单有没有事。”   上岸后，他把名单交给组织，自己却因高烧昏迷三天，醒来第一句话是 “同志们都安全吗”。   这份舍命护名单的决绝，成了当地老人口中代代相传的革命故事，比史料记载更添几分温情。   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王范穿着便衣，在胡同里挨家挨户排查。   他手里拿着特务画像，却从不轻易敲门，总是先观察院落情况，再找居委会大妈了解住户信息。   “有次他发现一处可疑院落，硬是蹲守三天三夜，确认里面是特务窝点才上报，” 当时的同事老张回忆，“他总说‘宁可多等，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最终，他带队成功抓捕 7 名潜伏特务，缴获的电台里，还藏着国民党企图破坏开国大典的计划。   这份办案时的细致与谨慎，让他在保卫北平安全的工作中，避免了多起冤假错案，赢得百姓信任。   1952 年上海检察院的办公室里，王范正对着一盏台灯，逐字逐句修改案件卷宗。   秘书小王记得：“他桌上总放着一本《刑法大纲》，每页都画满批注，遇到复杂案件，会找老法官一起讨论到深夜。”   有次一起盗窃案，嫌疑人坚称自己清白，王范顶着压力重新调查，最终找到真凶，还嫌疑人公道。   “王检察长常说‘我们手里的笔，关系着别人的一生’，” 小王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他办的案子，没有一个当事人上访，这在当时很难得。”   这份对司法公正的坚守，让他在上海检察系统留下 “铁面判官” 的美名，也为后来的检察工作树立了标杆。   1967 年南京的一间小屋里，王范坐在桌前，手里握着笔，却迟迟没落下。   桌上放着女儿寄来的照片，背面写着 “爸爸，早点回家”，他摩挲着照片，眼里满是泪水。   “他当时犹豫了很久，一会儿写绝命书，一会儿又把纸揉掉，” 邻居李奶奶回忆，“我听见他叹气说‘对不起党，也对不起孩子’。”   最终，他还是写下那 217 字的绝命书，字里行间满是委屈，却仍坚守着对党的忠诚。   这份临终前的挣扎与忠诚，比任何史料都更能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也让他的形象更显真实立体。   1978 年江苏省委的会议室里，工作人员正逐页翻阅王范的案件材料。   “我们发现当时给他定‘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全是主观推断，没有实际依据，” 参与平反工作的老陈说，“尤其是他在公社当仓库管理员时，公社干部的评价全是好评，这说明他一直兢兢业业。”   最终，省委作出平反决议，为他恢复名誉，还组织人员收集他的生平事迹，编入地方党史。   “平反那天，他的女儿来领决议书，哭着说‘爸爸终于能瞑目了’，” 老陈回忆道，“我们都觉得，这是对老革命最好的告慰。”   如今，江苏如东革命纪念馆里，王范的展区总是最热闹的地方。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些细节，认识了一个更鲜活、更真实的王范，而不是史料里那个只有功绩的 “革命符号”。   每年清明节，都会有群众自发来到王范的墓前，献上鲜花。 他的墓前没有华丽的装饰，只有一块简单的墓碑，上面刻着 “革命烈士王范之墓”，却比任何纪念碑都更显厚重。   王范虽已离世多年，但他的精神，正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纪念，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主要信源：（人民网——“红色包打听”王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