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耿飚意外发现中国援阿尔巴尼亚的大量化肥被随意堆放在田间地头，任凭日晒雨淋失效；明明没有棉花却要求中国援建纺织厂，从中国进口棉花加工成布匹再返销中国牟利；并且阿方提出的军事项目数量远超其国防需求。 耿飚这个人，从早年就开始在军队里打拼，参加过不少战役，积累了实战经验。后来转到外交岗位上，50年代出任驻芬兰大使，还在日内瓦会议前去过丹麦、瑞典和芬兰，帮着推动一些国际事宜。之后又去了巴基斯坦和缅甸当大使，处理边界和经济合作这些实打实的问题。这些经历让他对国际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不是光说空话的那种。1969年九大结束后，他当选中央委员，中央觉得中阿关系重要，就派他去阿尔巴尼亚当大使，这也是九大后第一个外派的大使。周恩来找他谈了话，强调要加强团结和合作。他很快就从广州出发，经巴基斯坦转机，15天后到了地拉那，阿尔巴尼亚副外长马利列去接机。从这里开始，他的任务就正式启动了。 阿尔巴尼亚在1949年11月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欧洲第一个这么做的国家。5年后两国互派大使。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带头批评中国，其他国家大多跟着附和，只有阿尔巴尼亚的卡博站出来说不同意。这一下让中阿成了反修的伙伴，阿尔巴尼亚变成中国在欧洲唯一的社会主义朋友，两国关系一下子拉近了不少。耿飚到任后，就开始了解当地情况，和使馆的人交流，还跟阿尔巴尼亚官员见面，推动一些合作。但他很快就注意到援助方面的问题，中国从1954年开始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加起来快90亿人民币了，那时候阿尔巴尼亚才200万人，人均下来4000多块钱。中国老百姓一个月工资就几十块，这对比起来挺明显的。 耿飚在考察中发现，援助物资的使用很不合理。比如中国帮建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阿尔巴尼亚每个公顷土地能分到400公斤化肥，相当于中国每亩地5、60斤。可这些化肥就那么堆在地里，日晒雨淋没人管，很快就失效了。中国还用外汇从国外买棉花运过去，因为阿尔巴尼亚没棉花种植，却要建纺织厂。棉花加工成布匹和衣服后，又卖回中国，从中赚差价。这事听着就觉得不对劲。还有军事援助，给的装备多到超出了他们的国防需要，用援助的钢筋水泥在全国建了1万多个纪念碑和地堡，这些东西在和平时期甚至用来养鸡。路边的电线杆都用中国给的优质钢管，这种材料在中国只用在特殊地方。 除了这些浪费，阿尔巴尼亚还要求中国建电视台，说每个农业社都要有电视。那时候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黑白电视都不多见，农村更别提了。可他们就是要，中国就给了。炼油厂的设备从意大利买，花了300多万美元外汇，中国付钱，但安装不当导致产量低，还亏损。法罗拉造船厂里，中国给的材料如无缝钢管就扔在海滩上，有的被官员拿去自家用。北部德林河的水电站，中国援建的，进度被抱怨慢，但实际没法提前完成。这些项目堆在一起，让援助的效果大打折扣。中国援助总额这么大，可阿尔巴尼亚领导如霍查和谢胡还不断索要更多，甚至包括香烟和扑克牌这些小东西。 意识形态上，两国也开始有分歧。阿尔巴尼亚自称是世界的社会主义明灯，说马列主义红旗的两根飘带，一根在北京，一根在地拉那。他们反对中国跟其他国家改善关系，不赞成中苏缓和，也不让中国跟美国接触。耿飚看到这些情况，觉得再这么下去，不仅中国资源白费，还会影响阿尔巴尼亚老百姓对中国看法。那时候国内形势复杂，他知道直接上报有风险，但还是把看到的写成报告，19页纸，全是数据和例子，建议调整援助规模和方式，寄给了乔冠华。 乔冠华看了报告，转给了中央。毛主席看后说耿飚敢说真话，是好大使。耿飚回国后，李先念跟他见面，说你胆子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我也有意见，一直没机会说。周恩来也提了这个报告，转达了毛主席的肯定。这份报告不光指出了援阿的问题，还给中国外交提了个醒。原来那种看立场不看实际的援助，成了负担。中国开始调整外交方针，不再一边倒，对欧洲社会主义明灯这种说法也反感。1972年考虑跟德国建交时，就说欧洲矛盾多，没什么明灯。 从1970到1973年，好几个欧洲国家跟中国建交，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奥地利和德国。1972年3月，英国把外交关系从代办级升到大使级。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来访华，这打开了中美民间往来的门。这些变化都是外交转向务实的表现。耿飚的经历，让中国对外援助更注重实际，避免盲目付出。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案例，成了一个教训，提醒以后要共商共建，不是单方面给。 耿飚在阿尔巴尼亚的所见，反映出当时国际关系的复杂。中国在经济困难时还提供援助，本意是支持社会主义伙伴，对抗苏联影响。但阿尔巴尼亚的使用方式，让援助没发挥应有作用。比如那些地堡和纪念碑，消耗了大量水泥钢筋，却没实际防御价值。纺织厂的循环，也浪费了中国外汇。耿飚的报告用事实说话，避免了空谈，促成了政策调整。这事说明，外交不能光凭意识形态，得看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