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哥-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 我的大哥1932生人，2020年逝世，享年88岁。我家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老大。解放前，他十几岁时，就跟着老父亲干活。每天坐在作坊桌上敲榔头做钢刺果谋生。 钢刺果是旧时农具和防护用具上的配件，坚硬的铁坯要在榔头下反复敲打塑形，十几岁的少年掌心磨出厚厚的茧子，指缝里的铁屑嵌进皮肤，用水洗都洗不掉。可即便白天累得胳膊抬不起来，晚上收工后，他总爱蹲在灶台边，借着柴火的微光翻看捡来的旧书。那些书页泛黄、缺字少页的课本，在他眼里比什么都珍贵，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记在手心，第二天追着村里识字的先生问个不停。老父亲看他实在痴迷，叹着气说“砸钢刺果能糊口，读书能当饭吃？”他却低着头小声回应，“我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村里，大哥正在作坊里敲榔头，听到广播里的宣告，他手里的榔头“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没过多久，村里办起了夜校，他第一个报了名，每天收工后顾不上吃饭就往夜校跑，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1951年，县里招考公办教师，他瞒着家人报了名，凭着夜校学到的知识和自学的积累，竟然考上了。接到录取通知那天，他拿着通知书在作坊里站了很久，抚摸着敲了多年的榔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那个靠砸钢刺果谋生的少年，终于靠知识改变了命运。 成为教师后，他被分配到偏远的山区小学，那里条件艰苦，教室是土坯房，桌椅是石头垒的，学生们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有的连课本都买不起。他把自己的工资省下来，给学生们买课本、买文具，晚上还义务给成绩差的学生补课。山区路远，有的学生住得偏，他就每天提前半小时出门，沿着山路去接学生，下雨天路面泥泞，他就背着学生过河。家人劝他申请调回县城，他却说“山里的孩子更需要老师，我走了，他们可能就没学上了”。这一教，就是三十年，直到退休才回到县城。 大哥这一生，始终记得自己是从底层走出来的，对知识有着发自内心的敬畏，对国家有着深沉的热爱。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号召知识分子下乡支援农业建设，他主动报名，带着学生们在学校的空地上开荒种地，既让学生们体验劳动的艰辛，也弥补了学校经费的不足。改革开放后，不少人劝他下海经商，说凭他的文化水平肯定能赚钱，他却摇头拒绝，“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教书育人是我的本分，不能忘了根”。 退休后，他也没闲着，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还义务给社区里的孩子们辅导功课。邻居家的孩子学习不好，他主动上门辅导，不收一分钱；社区组织老年学校，他自告奋勇当老师，教老人们认字、读报。直到80多岁，身体大不如前，他还坚持每周给孩子们上一次课，他说“能看着孩子们多学知识，我心里高兴”。 大哥常说，他这一辈子，最幸运的是遇到了新中国，是国家给了他读书的机会，给了他施展才华的平台。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更懂得新中国的来之不易，所以始终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用自己的知识和汗水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用一生诠释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