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57年的一天，3名警察突然闯进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逮捕了正在开会的老革命辛树声，同事们大惊失色：他犯了何事？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时，辛树声正拿着笔在笔记本上记要点。他抬起头，看见三名穿制服的警察走进来，领头的一位出示了证件，说：“辛树声同志，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周围同事面面相觑，有人想站起来问缘由，却被警察抬手制止。辛树声放下笔，把笔记本合上，平静地对大家说：“没事，我去去就回。”可谁都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 辛树声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抗战时期在晋察冀根据地搞过土改，解放战争时随部队南下，接管过南方几个城市的工商系统。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北京市工商局当副局长，管的是市场秩序和私营工商业改造。 那时候的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兜里总揣着个笔记本，走到哪儿都记工商户的情况。有次查抄一家偷税漏税的粮店，老板塞给他两条烟，他当场把烟放在柜台上，说：“你要是认罚，我按规矩办事；要是想靠这个过关，就去纪委找我。” 1956年公私合营完成后，辛树声调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分管政策研究。那时的他，每天加班到深夜，办公室的灯总比别人熄得晚。同事们都说他“轴”，明明可以顺着上面的意思写报告，偏要抠政策的细节。 比如有一次起草关于个体工商户管理的文件，他觉得草案里“限制经营范围”的表述太笼统，容易在执行中走样，就反复查资料、找案例，熬了两个通宵改了七稿。结果文件下发后，果然有地方反映“界限不清”，他的修改意见被采纳为补充说明。 可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风向变了。辛树声因为在一次座谈会上提了“对私营工商业改造要循序渐进，不能一刀切”，被一些人扣上了“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帽子。 更糟糕的是，他早年曾在根据地工作时，与一个后来被打成“右派”的同志有过工作往来，这成了致命的把柄。审讯时，专案组反复问他：“你是不是和右派分子勾结，企图破坏公私合营？”他每次都回答：“我只是实事求是反映情况，没勾结任何人。”可这样的回答，在当时的环境下，反而被认为“态度顽固”。 被捕那天，辛树声的妻子正在医院生第二个孩子。他走之前，只对赶来的秘书交代了一句：“帮我跟老伴说，我没做亏心事，让她别着急。”后来妻子出院，带着两个孩子在机关宿舍等他，一等就是二十年。 孩子们上学填家庭成分，只能写“父亲外出工作”，邻居问起，妻子就说“他在外地搞调研”。有次小儿子在学校被同学嘲笑“爸爸是坏人”，回家哭着问妈妈，她抱着孩子说：“你爸爸是好人，他在做很重要的事，等他回来，你要好好读书，替爸爸争气。” 监狱里的辛树声，依然保持着记笔记的习惯。他用捡来的铅笔头，在碎纸片上写日记，记录每天的天气、读的书，还有对政策的思考。有次管教干部检查他的物品，看见满抽屉的碎纸片，问他写这些干什么，他说：“我不是坏人，我只是想把事情弄清楚。”1962年，国家出台“甄别平反”的政策，他写了厚厚的申诉材料，详细列举了自己参加工作以来的每一项任务、每一次会议的记录，可材料交上去后，石沉大海。 1978年冬天，辛树声终于收到了平反通知。那天他正在院子里扫雪，邮差送来一封信，他拆开一看，手抖得差点拿不住纸。通知上写着：“经复查，辛树声同志在1957年被错捕，现予以平反，恢复党籍和原工资级别。”他把信看了三遍，然后坐在雪地里，仰头看着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平反后，他被安排到国务院参事室工作，负责整理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档案。同事们发现，他查资料的速度比别人快一倍，对几十年前的政策细节记得清清楚楚，仿佛那些岁月从未离开过他。 晚年的辛树声，常跟年轻同事讲起那段经历。他说：“那时候我总想，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所以我得把每件事都记下来，免得以后说不清楚。”他书房里至今还保存着那个旧笔记本，封皮已经磨破了，里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有次翻到1957年开会时记的笔记，他指着其中一行说：“你看，我当时就写了‘政策要稳，人心要定’，现在看来，还是对的。” 辛树声的故事，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缩影。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的老革命，因为时代的误判蒙冤，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理的信仰。他的经历让人看到，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而那些在困境中坚守的人，终会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