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令人感到奇怪的照片。照片中，两个日军女兵拉着一个中国姑娘。左边的女日军牵着中国姑娘的小手，右边的女日军搭着中国姑娘的肩膀，三个人显得很亲密的样子。 照片拍摄于1939年初的上海，地点是公共租界边上的一处日军控制区。两个女兵穿着上半身是军装、下半身却仿照旗袍改制的分叉裤，这种打扮并不属于日军制式军服，而是“华中宣抚部”专门为“中日亲善”宣传拍摄所设计的。 这种照片不是个例，而是当时“宣抚班”常用的套路。此类照片会被洗印成传单和海报，在沦陷区散发，试图向民众灌输“和平共处”的概念。 站在照片中央的中国姑娘叫许秀芝，江苏昆山人，彼时刚满十九岁，原本是南京一所女中的学生。1937年底南京沦陷，她一家在日军扫荡中逃往苏州，后又辗转来到上海租界寻求庇护。 但不久之后，租界周边地区被日军“治安维持会”控制，许秀芝因在义塾教授小孩识字被人举报“与地下组织有接触”，随后被捕。 “照片拍完，就可以回家了”，这是日军宣传官佐松本和男反复对许秀芝说的话。但她心里清楚，这并不是选择，而是命令。照片里的她没有笑，眼神躲闪，因为就在前一天，她亲眼看到一位拒绝合影的男子被带走再没回来。 当时主持整个“宣抚行动”的，是日军中支那派遣军下辖的“中支那宣抚班”。其主要任务是通过文化活动和舆论引导，控制被占城市的民心。 1938年3月，这个宣抚班在南京召开了一场所谓的“日中友好大会”，邀请了各地被控制的地方士绅和宗教界代表，并要求每人合影、签字，公开支持“和平构想”。 一位来自苏州的绅士刘维熙曾在会上拒绝配合，不久后在回乡路上“失踪”，后经中国红十字会证实已被秘密处决。 “文化可以教化民众，也可以麻痹人心”，日军企图以拍照、发传单等方式掩盖其侵略行径，削弱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他们精心挑选看似顺从的普通人合影，伪装成一种“被接受”的姿态。 而这些照片往往只被外人信以为真，当地民众心知肚明，却无可奈何。 照片中那位站在一旁拄拐的老者叫王德林，是本地有些声望的绅士，之前曾担任乡约。日军进驻后，王德林曾拒绝出任伪“治安维持会”副会长，却在两个月后被强迫在一次“中日合作座谈会”上讲话，还被要求穿长衫、拄拐杖，以显“长者慈颜”。 那次之后，王德林彻底闭门不出，甚至谢绝亲友探望。据他孙女王梅后来说，老人被逼至精神崩溃，两年后郁郁而终。 这一系列看似无害的“合影”活动背后，是一整套系统性的文化渗透策略。日军在占领区设立“宣抚班”的初衷，并非真的期望和平，而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长时间的统治。 军方档案显示，1938年一年间，仅华东地区就拍摄“中日友好”照片超过三千张，其中有八成用于公开散发。 照片中那样的场面，不能代表真实的情感。许秀芝后来在战后接受调查时说，那天拍完照，她被关押三日，才被释放。 回到租界时，她看到街头已经贴上那张照片，她自己的名字被冠以“欢迎日本军入城代表”。 三个月后，许秀芝设法逃离上海前往重庆，在那里继续参与战时教育工作。她从未忘记那张照片，也没有原谅那些利用她形象去伪装战争罪行的人。 照片拍完了，但战争没有结束，抵抗也没有熄火。那些刺刀背后的伪善，终究敌不过民众心中的清明与愤怒。照片上的笑不出，正是一个民族真正的记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