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汉奸是谁？他远比汪精卫更加可恨。要是没有他，日本连中国大门都进不了。在南京城里最招人恨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行政院里那个穿长衫的福建人。 1937年的长江江面上，中国军队的望远镜里只剩下一个刺眼的数字：零。 数十艘日本主力战舰，数千名荷枪实弹的陆战队士兵，本应被围困于江阴那处精心谋划、宛如天罗地网般的“死亡口袋”之中。沉船锁江、水雷封路、岸炮齐射——蒋介石亲自拍板的"关门打狗"计划，堪称完美。 然而门开了，狗跑了。 最高统帅部的会议纪要，比发给前线的加急电报更快一步，躺在了日本人的案头。 那些逃出生天的军舰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掉了个头。三个月后，正是这批舰艇在黄浦江上疯狂倾泻火力，把淞沪战场炸成焦土。无数年轻士兵还没看清敌人的脸，就被舰炮撕成了碎片。 而在百公里外的南京，按下这个毁灭按钮的人，正穿着考究的长衫，在行政院办公室里喝茶。 他叫黄濬，福建福州人，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 南京社交圈给他贴的标签是"神童"和"名士"。四岁识字，七岁作诗，翰林世家出身，《花随人圣庵摭忆》在文坛颇有声望。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那段早稻田大学的履历。 日本情报机构早就看准了这个福建才子的软肋。金钱、古董、美色，像伺候一位挑剔的收藏家一样，精心喂养着他的贪欲。这笔长达数十年的"期货投资"，终于在他爬上行政院高位后，迎来了收割季。 黄濬施展的谍报手段，竟裹藏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雅致”。这所谓“雅致”，不过是其丑恶行径的粉饰，尽显卑劣与不堪。 在南京繁华闹市区的一家咖啡馆内，衣帽架上静静挂着两顶如出一辙的礼帽，似在默默诉说着不为人知的故事。他迈步进了门，动作看似随意，实则谨慎地将那顶藏有绝密情报的帽子挂上，仿佛挂上的不是帽子，而是关乎重大的使命。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进门，挂上装满酬金的那顶。离开时，两人只是"不小心"拿错了帽子。 彼此缄默无言，亦无眼神交汇。双方仿若置身于两个平行世界，寂静在空气中蔓延，未起一丝言语的涟漪，不见半点目光的碰撞。国家最高机密就在一摘一挂之间完成交割。 玄武湖畔，他像个闲散游客在树下散步，手里捏着一张看似废弃的巧克力糖纸，顺手塞进树洞。几分钟后，日本特务就会像清理垃圾一样取走情报。 谁能想到呢？那个在会议上慷慨陈词、甚至给蒋介石写抗日意见书的儒雅君子，转身就把几十万将士卖了个精光。 更让人齿冷的是，这还是个"家族企业"。 他竟将刚自日本负笈归来的儿子黄晟也牵扯其中，使黄晟陷入这复杂局面，好似平静湖面被投入石块，涟漪顿起。一条高效运转的内鬼生产线，就这么搭建起来了。 江阴只是开始。 蒋介石亲赴上海督战的详尽路线图，被这对父子悄然送至日本人手中。如此行径，无疑将重要军情泄露于敌，后果堪忧。结果英国大使的座车倒了大霉，被日军飞机当作蒋介石的座驾精准轰炸，险些酿成外交事故。 这一连串如同开了天眼般的精准打击，终于让国民政府意识到：心脏里长了血栓。 证据链迅速闭合。转瞬之间，宪兵冲入黄宅。彼时，那自命不凡的大才子仍沉浸于日本人进城后自己能飞黄腾达的黄粱幻梦之中。 回溯至1937年8月26日，彼时的南京雨花台，于历史长河中定格，似在默默诉说着即将展开的风云变幻，承载着岁月的厚重与沧桑。 蒋介石甚至懒得走完公开审判的流程，直接签了死刑令。 没有了咖啡馆里的优雅，也没有了文坛名士的风度。传闻，于那刑场上，黄濬惊恐至极，身子瘫软如泥，双腿几近无法支撑，最后还是被两名宪兵架着，才得以勉强维持站立之姿。 蓦地，几声枪响划破寂静长空，那尖锐之声似死神的召唤。只见父子二人身躯一颤，如折翼之鸟般双双颓然倒地，徒留一地血色与无尽悲戚。 此后，人们每每谈及，常将他与汪精卫相提并论。二者的关联，似已在众人的话语间悄然扎根，成为茶余饭后的一种谈资。汪精卫是明面上的毒瘤，能看见，能切除。黄濬异于常人，他如心脏内的血栓，潜藏隐患。身着长衫，头戴官衔，以最为体面之态，行那最为龌龊之事，令人不齿。 江阴那次扑空的封锁，不只是战术遗憾。那些逃逸的军舰，后来成了淞沪战场上的屠刀，成了南京浩劫的隐形推手。 才华若无骨气，便是递给魔鬼最锋利的刀。 黄濬打破了人们对"汉奸"的刻板印象。最可怖之敌，绝非面目狰狞的暴徒。真正的威胁，往往是身处核心、饱读诗书，着长衫或西装的“自己人”，他们的危害更隐蔽、更致命。 这个教训，到今天依然透着寒意。 信源：黄濬简介_古文岛_原古诗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