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王泉媛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1300个女兵名字、37个战场、42个牺牲战友的家乡。
工作人员说“查无此人”，不是她不对，是名单太长，档案断了，人还在，组织却找不到了。

她原是江西吉安的童养媳，姓欧阳，没名没字，17岁自己改叫王泉媛，剪辫子翻窗跑出去参加敖城暴动。
不是等着被救，是自己劈开一条路。后来当宣传员，在草地泥里教伤员唱歌；在藏寨编识字课本；在甘孜办妇女合作社，卖布换盐换药。
西路军失败后，她被俘、受伤、被迫嫁人，没自杀，也没认命。回乡后开饭馆、推土改、教女人争地契，丈夫被冤时，她不喊冤，只问：“当年被俘的姐妹，是不是都挨过整？”
1981年她去北京开会，不去新宾馆，非要住妇联老招待所——七年前她在这儿上过妇女干部班。
2005年武警战士给她过生日，她摸着新枪说：“我们那时没子弹，心里有。你们现在有子弹，心里也得有。”
她走那天，1934年的党费证和1989年的新党证，一起放在胸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