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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心里其实是欢迎的。

他跟萧克完全是两种类型的干部。聂荣臻是政工干部出身，黄埔军校的政治部秘书，后来在苏联学的也是政治保卫。他的长处在于搞建设、做思想工作、团结干部、发动群众。晋察冀根据地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靠的就是他这套“种田”的本事。

但在军事指挥上，尤其是一线带兵打仗，聂荣臻自己也承认，不是他的强项。

而萧克呢，正好反过来。他就是为打仗而生的。从士兵到军团长，一路打上来，对战术、对部队训练，都有着深刻的理解。

上级的意图很明显：让这两个人搭班子，一个主抓根据地全面工作，一个主抓军事，形成互补。这叫“最佳配置”。

萧克到了晋察冀之后，聂荣臻对他非常客气，也寄予了厚望。他很快就把军区最核心的军事工作，包括部队的训练、整编、作战指挥，都交给了萧克负责。

聂荣臻想的是，你萧克不是能打吗？那好，晋察冀几十万大军，就交给你来练，交给你来带。我腾出手来，好去搞后方建设和政权工作。

萧克也憋着一股劲。

在冀热察的失败，对他来说是奇耻大辱。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有这么好的条件，他急于证明自己。

他要让所有人看看，他萧克，依然是那个能打胜仗的“儒将”。

上任伊始，萧克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搞改革。

他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精兵简政”。

这四个字，是当时延安提出来的总方针。因为根据地越来越大，部队和机关也越来越臃肿，后勤压力巨大。所以要求各个根据地精简机构，把非战斗人员和多余的兵力，转到生产中去，减轻人民负担。

方针是没错的。但怎么执行，就是个技术活了。

萧克在晋察冀推行的“精兵简政”，带着浓重的个人风格，和他过去在冀热察的失败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他在冀热察的时候，最头疼的是什么？是后勤。部队几千张嘴，天天要吃饭，但平西那地方，山多地少，穷得叮当响。为了搞粮食，他焦头烂额。

所以，他对“兵多”这件事，有了一种心理阴影。

到了晋察冀，他一看，好家伙，一个军分区，下面的主力团，动不动就一两千人，甚至接近两千人。在他看来，这太臃肿了。人越多，消耗越大，后勤压力就越大。

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在整个晋察冀军区推行“大团改小团”。

什么概念？

就是把原来将近2000人的主力团，统一缩编成600人左右的“小团”。一个团，直接砍掉了三分之二还多的人。

精简下来的一千多人干嘛去？一部分充实地方武装，大部分转到后方，搞生产，开荒种地。

从账面上看，这个改革非常成功。

部队员额下来了，机关人员减少了，吃军粮的人少了，搞生产的人多了。军区的后勤压力一下子就减轻了。

萧克对自己这个手笔，应该是很满意的。他用外科手术般精准的刀法，解决了“臃肿”这个顽疾，这不正是他擅长的吗？

但聂荣臻看到这个情况，却开始皱眉头了。

他跟萧克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萧克是从后勤和编制的角度看，觉得“小团”更精干，更高效。

聂荣臻却是从整个根据地的生存环境和作战需求来看。

晋察冀和冀热察不一样。冀热察是山区，回旋余地小，大部队展不开，而且穷。晋察冀呢，有山地，但也有大片的平原，比如冀中平原。这里物产丰富，粮食供应相对宽裕，养活大部队不是问题。

更重要的是，晋察冀面对的敌人态势，和冀热察也完全不同。

这里是华北日军的心腹大患。日军在这里常年驻扎重兵，修了密密麻麻的炮楼、据点和公路网，搞所谓的“囚笼政策”。而且，日军的“扫荡”，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手段一次比一次残忍。

尤其是从1941年开始，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上任后，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搞“三光政策”，整个华北的抗战都进入了最残酷、最困难的时期。

在这种环境下，八路军跟鬼子作战，靠的是什么？

不是一对一的单挑，而是集中优势兵力，打伏击，拔据点。

比如，鬼子一个中队一百多人出来“扫荡”，八路军这边就要集结一个主力团一两千人，在有利地形设下埋伏，一口把它吃掉。打完了，迅速转移。

这就是“大团”的好处。兵力雄厚，火力猛，能啃硬骨头。

现在，萧克把“大团”都改成了“小团”，一个团600来人。

这个兵力，就非常尴尬了。

你想去拔一个鬼子的炮楼，一个炮楼里一个班或者一个小队的鬼子，加上伪军，几十号人，火力很强。你一个600人的团，伤亡稍微大一点，建制就可能被打残。

你想去伏击鬼子出来“扫荡”的部队，鬼子一个中队一百多人，你一个团六百人，兵力优势不明显，想全歼对手，非常困难。打成击溃战，意义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