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死后，朝廷清点其留下的遗产，发现房产9处，白银两万五千两，一品大员就留了这么点“家当”，这在当时可谓是凤毛麟角。

1885年9月4日夜，福州暴雨倾盆，雷声轰鸣，73岁的左宗棠躺在病榻上，气若游丝，却仍牵挂着国家的边疆安危，用尽最后力气向儿子口述遗折，那份未尽的报国之志，让人动容。

次日清晨，这位一生刚正不阿的大臣溘然长逝，消息传出，不仅福州百姓悲痛万分，就连铁腕的慈禧太后也罕见落泪，深知这样敢直言进谏、忠心报国的臣子，今后再难寻觅。

朝廷随即下旨，追赠左宗棠太子太傅，谥号“文襄”，将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给予了清朝大臣的最高殊荣。

按照清朝的制度，高级官员去世后，朝廷必须派人清点其遗产，这既是例行的政务流程，也是为了核查官员是否存在贪腐行为。

对于左宗棠这样手握重权、经手千万军饷的一品大员，清点官员原本以为会收获满满，可当他们逐一核对左宗棠的家产时，却彻底傻眼了，整个府邸清点下来，只有9处房产和两万五千两白银，这样微薄的遗产，在贪腐盛行的晚清官场，简直是绝无仅有。

或许有人会疑惑，左宗棠身为封疆大吏，薪资待遇并不低。他担任陕甘总督期间，年养廉银就高达两万两，兼任茶马使十年，更是有累计38万多两的额外俸禄，再加上他督办西征、收复新疆时经手的巨额军饷，只要稍微动一点心思，就能积累万贯家财。

可左宗棠却始终坚守初心，经手的每一分公款都涓滴归公，从未沾染半分私利。

反观当时的晚清官场，“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常态，户部侍郎一年的“饭补”就有两万六千多两，李鸿章死后更是留下千万两家产，对比之下，左宗棠的遗产显得格外“寒酸”。

这9处房产，其实都是左宗棠的“刚需”家产：两处是家族祖坟地，用于供奉先祖，绝无变卖可能；湘阴老家的两百亩田产，是家人赖以生存的根基，从未对外出租牟利；长沙的一处宅子是友人所赠，左宗棠不仅没有坐享其成，还自己掏出两千多两银子修缮；其余几处都是乡下的老宅，破旧简陋，只能勉强居住，毫无增值空间。

而那两万五千两白银，是左宗棠一生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积蓄，死后他特意叮嘱，将其分给四个儿子各五千两，剩余五千两用于办理丧事、赡养遗孀和照顾年幼的孙辈，分配得条理清晰，毫无私心。

左宗棠的清廉，不是刻意标榜，而是刻进骨血的操守。他一生崇尚节俭，即便官至一品，依然粗茶淡饭、衣着朴素，衣袖磨损后就套上袖套，被下属尊称为“宫保袖”，成为他清廉节俭的标志。他严令家人不得插手公务、收受馈赠，严禁利用他的权势谋取私利，甚至连地方官按惯例接待他夫人的费用，他都在调任后专程派人结清，绝不占公家半分便宜。

左宗棠的养廉银，大多用于赈灾、兴办书院和补贴军需，湘阴水灾、山西大旱时，他都慷慨解囊，捐出巨额银两，仅家书中提及的赈灾事宜就有六十多处。

左宗棠的遗产清单上报朝廷后，朝野上下一片震动，所有人都被他的清廉所折服，光绪帝盛赞他“恪矢公忠，洵能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