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27日，69岁的蔡廷锴回到家乡罗定，距离他上次回来已隔16年之久。蔡廷锴之所以迟迟不愿回来，是因为自己曾经的贴身侍卫翁云廷生活在罗定，而在与他的书信往来中，蔡廷锴了解了变故:自己的祖宅被分给了贫下中农，门上牌匾不知所踪，自己抗战负伤收藏的血衣、抗战时用的指挥刀也不知去处。藏在密室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各界送的纪念品也全丢失。


1961年10月27日，罗定忽然热闹起来。
蔡廷锴回来了，69岁，离上次回乡已有16年。街上有人奔走相告，有人扶着老人往公社赶。可这趟归来，真不是锣鼓一敲就能全变成喜事。
老人心里压着东西，压了多年，一碰就疼。

蔡廷锴不是不念乡情。
1892年，他生在罗镜镇龙岩村，家里穷，18岁离乡从军。一个穷孩子，靠肩膀扛出一条路，后来成了十九路军名将，在淞沪抗战里和日军硬碰硬，声名传遍全国。
可名气再大，他对罗定仍旧有账要还。1928年，他出钱扩建省立第八中学，又在龙岩村办免费小学。泷水中学、乡村师范、泷江医院、麻疯病院、官渡头大桥，这些地方，多少都沾着他的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他常到广东开会、考察，身份也不轻。广州到罗定，不是万里路。他偏偏没有回。原因也不绕弯子，翁云廷写信告诉他，家里出了变故。祖宅分给了贫苦群众，父母坟地被动过，门匾没了，刀没了，血衣没了，密室里那百余件纪念品也没了。
那不是普通家当。

指挥刀跟过淞沪战场，后来有人说曾见它被拿来劈柴。血衣是1938年10月18日顺德陈村遇日机空袭受伤时留下的，血迹被洗去后，竟被裁成婴儿背带。李济深题的门匾被当床板，嫌长，又被锯短。1934年出国时得到的双筒猎枪，也没了影。
一个人年轻时把命搭在战场上，老了想摸摸旧物，手却落了空，这滋味，不好说。那一百多件纪念品，多半带着题刻，原本是各界人士在淞沪抗战后送来的心意。东西放在密室里，本意是留给后人看一看，那场仗不是传说，是有人流血换来的。
可一查，只剩空话。

1961年10月，罗定县委书记周宽在广州请他回乡，先没请动。蔡廷锴不见。不是耍脾气，是心里还拧着。后来到肇庆七星岩休息，杨立、罗西欧接着劝，说罗定已经解放十多年，乡亲们还盼着他。
他听着听着，脸色慢慢松了，答应回去一趟。
回乡当晚，人民戏院坐满了人。
掌声一阵接一阵，蔡廷锴站起来挥手。他没把话说得高高在上，反倒讲起罗定旧日穷人的“三行”：扛枪吃粮，挑担做小买卖，背神农牌子走村卖药。
都是苦活，靠的还是肩膀。台下安静了一会儿，又响起掌声。

县粤剧团从二十多公里外赶回县城，他点了《相府招亲》。戏散前，他瞧见青云巷窄，只能几个人并走，便提醒地方，散场人多，真挤起来可要出事。后来那条巷子拓宽了。
第二天回罗镜，他先去看龙岩小学。
听说学校要恢复“廷锴小学”的名字，他点了点头，没多说。到父母墓前献花时，他站得很久。风吹过来，旁边人也不催。故居就在几百米外，那里有他出生长大的日子，也有抗战负伤后回乡养病的记忆。可房子已经住了别人，他没迈过去。想看，肯定想看；不看，是怕住户不自在，也怕地方干部难堪。

公社门外越聚越满，后来有一千多人。拄拐杖的老人，被孩子搀着的老人，走了十几里山路来的乡亲，都想看他一眼。蔡廷锴几次上二楼招手，劝大家回去歇着，听政府安排，努力生产。人群舍不得散，天黑了还在磨。

翁云廷也在人群里。
60多岁的老汉，头上戴着那顶特殊帽子。工作人员问，他大声说，自己本来就是“戴帽分子”。蔡廷锴一听，马上出来迎。翁云廷比他小8岁，做过副官，也做过贴身侍卫，跟了他近30年，战场上几回护他脱险。两只老手握在一处，话反倒少了。
蔡廷锴当场对地方说，翁云廷抗日有功，没有做过对不起乡亲的事，不该继续受管制，也该查查十九路军旧部里还有没有类似情况。过了一阵，翁云廷摘了帽。
他在泷水中学碰上物理课。学生鼓掌，他站上讲台，开口就是“物理物理，万物都有个道理”，孩子们笑了。他顺着这股笑意，劝学生把书读进去。

区映寰也被叫来。这个人早年做过抗日救亡工作，解放前夕又取出蔡家存放的武器，参与组建粤中纵队四支队十四团，后来因家事背了包袱。蔡廷锴没有追着问，只劝他好好教书。潘焱荣的事，他也问了，后来潘从农村劳动岗位调回泷水中学任校长。

10月29日，他去看罗定人民体育场。
1948年建成的场地，原有400米跑道，困难时期改成菜地。蔡廷锴听完解释，没责怪，只说日子再紧，群众也得有个锻炼身体的地方，便题下场名。他去水摆看综合加工厂时，问得也细，像一个离家太久的人，非要把缺口一点点补回来，连工人的脸色都留意。
晚间县里请他看篮球赛，开赛前又陪他去看东桥塔照。
刚修复不久的罗定大桥上，四周站满看热闹的人，灯影晃在水面上，乡音在桥头挤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