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兼省人民政府主席杨勇的案头堆满了各地公文。文件堆里，夹着一封从遵义寄来的平信，写信人是当地一名靠砌墙糊口的泥瓦匠。

杨勇拆开信纸，字迹歪斜，显然写信人很久没提过笔。信上只有一句话：“我仍健在，恳请为我安排一份工作。”落款处的名字是“孔权”。

杨勇猛地站起身。这个名字，在老部下的记忆里，早已和十五年前娄山关的枪声一起，埋进了黄土。

遵义地委随后展开核实。

孔宪权的入党介绍人黄克诚出具证明，原遵义地委组织部长耿焕明、仁怀县委书记杨用信等知情人也相继作证。

确认无误后，地委任命孔宪权为遵义县第七区副区长。

宣布任命那天，地委派了当时城里唯一一辆美式吉普车，把他从工地接进会场。

乡亲们看着这个平日挑砖头的瘸腿匠人走下车，愣在原地，没人想到，他会成为新区长。

街坊们不知道，这层泥灰底下，孔宪权曾经握过红军的枪，还得过一个响亮的外号，“打不死的程咬金”。

这个外号，是黄克诚、杨勇、苏振华几位老战友一起给他的。

年轻时的孔宪权，却不是个省心的兵。二十岁出头，他当上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传令排长。

这个岗位专司在炮火里把军令一字不差送到各部队，容不得半点马虎。

孔宪权偏偏好酒。一次，他多喝了几杯，误了传令的时辰。

彭德怀得知后当场发火，一句话把他撤了职：“传令排长，你不用干了！”

撤职之后，他从头做起，在枪林弹雨里一点点把功劳挣回来。

长征路上，他又升到红三军团十二团作战参谋的位置。

1935年2月26日，红三军团奉命夺取娄山关。

孔宪权带着突击队冲向关口南侧的黑神庙，去拔掉敌人的指挥所。

眼看战友一个个倒下，他站起身端枪射击。

一梭子弹扫过来，六发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腿胯骨，十二个枪眼贯穿而出，他一下子栽倒在地。

他滚进路边的水沟里，忍着剧痛继续开枪，直到子弹只剩三发。二营营长邓克明带人赶到，才把他从火线上抬了下去。

伤情太重，部队又要连夜转移。上级把他托付给当地一户农家养伤，留下一些银元作补贴。

从此，他和队伍彻底断了音信。左腿的胯骨没能接好，萎缩短了一截，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为了糊口，也为了掩人耳目，他改名孔宪权，在遵义城里学起了泥瓦匠手艺。

十几年里，遵义街头常见一个瘸腿匠人挑着砖头，右肩因为常年吃力磨出了老茧。

雇主嫌他手脚慢，克扣工钱，他也只能低头认了。

1950年初，他在别人扔掉的旧报纸上，看到了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的名字。那晚，他在工棚里点着油灯，写下了那封信。

信寄到军区，杨勇、苏振华看完面面相觑。因不清楚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二人回信时，竟称呼他一声“先生”。

信里，苏振华写道：“没有想到你孔宪权还活在人间。”

上任副区长后，孔宪权扔下泥刀，一边处理乡镇事务，一边打听遵义会议开会的具体地点。当地几乎没人说得清楚这段历史。

1951年，组织恢复了他的党籍。同年，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委员会成立，他被抽调兼任秘书。

为了确认会址，他跑了几年，直到1954年才从杨尚昆的回电里得到确证。

1955年2月，孔宪权被正式任命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

上任后，他组织人手沿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的路线，走过四十四个县，历时十个多月，征集文物一千二百八十六件。

1958年11月，邓小平来馆里参观，看完转头对他说：“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

1964年，毛泽东亲笔为纪念馆题写“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这是他为革命纪念旧址唯一的一次题词。

1965年11月，在主政纪念馆十年之后，孔宪权收到一纸调令，离开了他一手筹建起来的纪念馆。

文章来源：贵州省档案馆官网《一栋红楼光耀千秋——遵义会议纪念馆大事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