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西塘集耆旧续闻》所载，北宋嘉祐年间，苏轼与章惇年少同年、深相交好。二人任职关中时，因公同途，于山间小寺对饮，仆从禀报后山有虎。二人酒兴正酣、年少狂放，联袂策马前往观虎。行至距虎数十步，坐骑惊惧止步，苏轼瞬间酒醒，叹道“马犹如此，著甚来由”，坦然掉头离去。

唯有章惇策马独进，朗声喝道：“我自有道理！”他取随身铜锣在石上猛击，巨响震彻山林，猛虎受惊仓皇逃窜。事后章惇直言断言：“子瞻胆识格局，日后定不如我。”

另有南山仙游潭旧事可证二人心性，万丈绝壁横木为桥，苏轼畏险不敢前行，章惇却只身踏险、从容题字石壁，神色坦荡，苏轼见状直言其日后杀伐果决。

朝堂之上，章惇更是苏轼实打实的救命恩人。元丰乌台诗案，宰相王珪罗织“蛰龙不臣”的谋逆重罪，欲置苏轼于死地。王珪进言，以苏轼咏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构陷，称其舍天上真龙而求地下蛰龙，是为不臣。宋神宗初有疑虑，满朝文武皆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轼辩白。唯有章惇当庭仗义执言、硬刚权臣，力辩：“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旁征荀氏八龙、孔明卧龙之典故，直言诗文不可牵强附会，终于消解神宗疑虑，保全苏轼性命，免其死罪。彼时二人政见已有分歧，章惇公私分明、念及旧情，始终善待苏轼。

可新旧党争更迭，旧党复辟掌权后，苏轼为站队派系，默许附和朝臣攻讦章惇，亲手背弃救命之恩与半生知己情分，两人自此交恶，章惇再起之时两人彻底是陌路殊途。

内政之上，章惇接续王安石新法并革除弊病，精简冗官、整顿吏治、核清财政、调低青苗利率，充盈国库、轻徭惠民，终结北宋常年财政亏空的困局；疆域治理上，他开梅山、经略南北江，不战而定千里之地，将西南边陲纳入正轨，拓土安边、教化荒蛮；军事之上，他一改北宋绥靖退让之弊，推行“浅攻扰耕”戍边方略，主导平夏城大捷，重创西夏主力，迫使其纳款求和，稳固西北边防，是北宋中后期罕见的强硬拓边良相。

后世诸多北宋穿越小说，尤以《宰执天下》为代表，书中主角逆天改命、整顿吏治、完善新法、压制西夏、稳固边防、力挽宋室颓势的种种高光操作，看似颠覆历史，实则尽数脱胎于章惇已然践行、落地成真的治国方略，是正史里真正鞠躬强国、功在社稷的实干名相。

章惇一生眼光卓绝，极具先见之明，曾留下千古预判：“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精准看破宋徽宗轻浮无度、难担君任，极力反对其继位，却因此惨遭罢相、身后蒙污。彼时无人采信其言，可日后靖康之变、国破家亡的乱世惨状，尽数印证其预判。

他料尽天下君王兴衰，看透朝堂风云诡谲，谋国之智、治军之才、理政之能皆冠绝当世，一生为公、知恩护友，偏偏看不透人心凉薄、留不住年少旧交。纵有勘破社稷兴衰的慧眼，终难逃知己反目、功业沉湮、史书污名的宿命。

他一生数次任职湖州，深耕此地、体恤民生，早已将此地视作故土，早年便安顿家族墓地于此。晚年遭贬落寞，终老湖州，最终自选清幽太湖之畔归葬，孑然长眠。身后则被《宋史》打入《奸臣传》，一世功烈被污、半生知己负尽，徒留这段千古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