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三个藩王两个善终，唯独他被千刀万剐，耿精忠是怎么作死的？
康熙二十一年，北京城里办了一场极重的刑案。
曾经坐镇福建、手握重兵的靖南王耿精忠，被押到市中处以磔刑。这个结局放在三藩之乱里格外扎眼：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后病死，尚可喜虽然被儿子夺权，最后也是忧愤病逝，身后还得到“敬”的谥号。只有耿精忠，是被清廷正式审判后公开处死。

问题并不只是他造过反。
三藩之乱中，反叛、投降、再立功的人并不少。耿精忠也曾主动归降，后来跟随清军攻打郑经的部队，继续为朝廷办事。可这些功劳最终没能换来活路，因为在清廷眼里，他犯下的不是一桩可以靠打仗抵消的罪，而是一连串无法重新取得信任的错误。
耿精忠本来有一手相当不错的牌。
他的祖父耿仲明早年投奔后金，带去战船、火炮和水师人才，后来被封为靖南王。父亲耿继茂继承爵位后，耿家又从广东移镇福建。到康熙十年耿继茂去世时，耿氏已经在东南经营多年，王府、军队和地方关系都很深。

耿精忠本人也不是普通武将。他年轻时曾在京城任职，还娶了肃亲王豪格的女儿，被封为和硕额驸。换句话说，他既有藩王身份，又与宗室结亲。只要老老实实配合撤藩，即便失去部分兵权，家族未必没有安稳落地的机会。
可他偏偏把朝廷给出的退路，当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机会。
康熙十二年，尚可喜请求告老。耿精忠和吴三桂随后也上疏请求撤藩，他们未必真想交出地盘，更像是在试探朝廷态度。没想到康熙直接准了。等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后，朝廷反而通知耿精忠继续留在福建镇守，没有立刻逼他搬走。

这个安排对耿精忠其实很有利。他完全可以借机表明忠心，保住爵位和现有力量。哪怕不愿马上出兵，也能观察双方形势。可到了康熙十三年三月，他还是决定举兵响应吴三桂，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蓄发改服，还铸造“裕民通宝”。
他起兵后的一个动作，后来成了最要命的罪证。
福建总督范承谟拒绝投降，耿精忠便将他以及家属、宾客全部囚禁。范承谟不仅是朝廷派驻福建的封疆大吏，还是清初重臣范文程的儿子。扣住这样一个人，已经不只是军事对抗，而是公开向朝廷示威。
耿军刚起兵时，推进速度很快。延平、邵武、建宁、汀州等地相继失守，部队还进入浙江和江西，一度号称十万人。眼看城池接连到手，耿精忠很可能真以为，只要吴三桂从西边压上来，自己再控制东南，清廷就会顾不过来。

可他的兵马看着不少，内部却并不牢靠。
不少人只是见风使舵，哪边占优势就投向哪边。耿精忠自己也缺乏统筹全局的能力。他一面想同吴三桂合作，一面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一面请郑经从海上出兵，一面又不愿让出福建沿海的利益。
郑经的军队进入泉州、漳州一带后，双方很快发生冲突。耿精忠原本想找一个帮手，结果福建沿海又多出一个争夺地盘的对手。北边，康亲王杰书率军从浙江向仙霞关推进；南边和沿海，郑军不断扩张。耿精忠腹背受敌，粮道、兵源和城池一块接一块丢失。

康熙十五年，清军攻入福建，耿精忠开始准备投降。
到了这一步，他仍然有机会少犯一层罪。范承谟被关了两年多，只要把人交给清军，至少还能证明自己没有把事情做绝。然而耿精忠担心范承谟获救后揭露狱中情况，竟然派人将范承谟及嵇永仁等人杀害。
这不是普通的战场伤亡，而是投降前的灭口。
杀完范承谟不久，耿精忠派儿子和使者迎接清军，自己出城请降，还表示愿意攻打郑经以赎罪。康熙暂时恢复他的王爵，也没有马上追究范承谟之死。表面看，他似乎赌赢了，其实朝廷只是还需要利用他的兵马和影响力稳定福建。

耿精忠后来参加了对郑军的作战，又随军前往潮州处理刘进忠等人的问题。这些差事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只要不断立功，过去的账便会慢慢翻篇。
但清廷从未真正放下戒心。
康熙十六年，耿精忠部下徐鸿弼等人进京告发，称他投降后仍藏有异心。他的弟弟耿昭忠也把有关情况上报朝廷。康熙把这些材料暂时压下，没有立刻公开处理，并不是相信耿精忠，而是三藩战事尚未结束，此时突然杀掉一个已经投降的藩王，可能会吓住其他准备归降的人。

康熙十七年吴三桂病死后，康亲王杰书已经提出处死耿精忠，朝廷依然没有马上动手。直到康熙十九年，耿精忠入京，藩下兵马被交给别人统领，他的两个弟弟再次上疏弹劾，法司才正式审理案件，将他关入大牢。
这一步很关键。朝廷没有直接派兵围住耿府，而是先把兵权拿走，再派人安抚旧部。普通官兵发现只追究少数首恶，自然不会为了耿精忠拼命。他过去依赖的军队、亲信和家族关系，就这样被一层层拆散。
康熙二十年，昆明城破，吴世璠自尽，三藩之乱彻底结束。到了第二年，耿精忠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被继续利用的地方。法司将案件呈上后，朝廷重臣认为他受恩深厚却举兵反叛，归降以后又屡遭告发，罪责比尚之信更重，最终判他磔刑。
耿精忠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不是单纯因为打了败仗，而是他每到关键路口，都选了风险最大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