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傅雷夫妇双双 上 吊 自 尽，骨灰无人敢去认领。这时，一个自称是傅雷女儿的人说：“我要带爸爸妈妈回家。”可大家都知道，傅雷只有2个儿子，并没有女儿。

1979年，傅雷夫妇平反追悼会在上海举行，漂泊海外多年的长子傅聪专程赶回国，他办完追悼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永安公墓祭拜父母，可公墓的登记册翻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找不到“傅雷”两个字。

工作人员帮忙反复核对，终于找出一条记录：逝者名叫“傅怒安”，当年是一位姓高的姑娘送来寄存的，傅家人听完又惊又疑，傅雷的原名确实是傅怒安，可全家上下根本没有姓高的亲戚，这位素未谋面的“高姑娘”，到底是谁，一段尘封了十几年的往事，才慢慢浮出水面。

1966年9月的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傅雷与妻子朱梅馥不堪受辱，在自家从容赴死，连遗书里都特意留好了53元火葬费，连自尽前都在地上铺好棉被，怕踢倒椅子的声响惊扰邻居，可就是这样一生体面的两个人，死后的骨灰却没人敢认领。

当时的环境下，沾上边就可能惹来大祸，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远在国外根本回不来，傅敏在北京被批斗劳改，连亲舅舅朱人秀都自身难保，正被隔离审查，亲戚朋友人人自危，躲都来不及，按照火葬场的规矩，逾期无人认领的骨灰，就要当作无主骨灰撒进江里。

就在骨灰即将被处理的前几天，一个戴着大口罩、只露出眼睛的年轻姑娘，推开了火葬场的门，她语气平静又坚定，说自己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要接爸爸妈妈回家，工作人员反复盘问，她半点不慌，话里话外全是对傅家的熟稔，甚至说要是不让领，她就一直等在这里。

可真到要办手续的时候，姑娘却拿不出买骨灰盒的钱，她没有多犹豫，转头按照登记本上的地址找到了朱人秀家，依旧自称姓高，只说想让傅雷夫妇有个安放的地方，朱人秀心里犯嘀咕，从没听妹妹提过这么一位干女儿，可看着姑娘一片真心，还是拿出了钱，派外甥张廷骝跟着她一起去办手续。

骨灰盒送到永安公墓那天，姑娘特意叮嘱工作人员，墓碑上不要写“傅雷”，就刻原名“傅怒安”，她心里清楚，这个名字在当时太扎眼，只有低调，才能真的保住这盒骨灰。

办完这一切，姑娘就消失在了人群里，没人知道她根本不姓高，也从来不是什么干女儿，她叫江小燕，那年27岁，和傅家非亲非故，连傅雷的面都没见过。

江小燕出身上海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画家，她从小读书、学钢琴，最爱读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打心底里敬佩这位翻译家的风骨和学识，19岁那年，她就因为不肯按学校要求揭发自己的俄语老师，被打上“立场不稳”的标签，断送了上大学的前程，只能在家跟着父亲学画度日。

江小燕不是不知道认领骨灰的风险，可听说傅雷夫妇死后连骨灰都留不住，她整夜睡不着，总觉得不能让这样一个人，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她抱着“大不了受点牵连”的念头，咬牙做了这件事。

更没人想到的是，领完骨灰江小燕还没停下，她偷偷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傅雷早就摘了右派帽子，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不该蒙受这样的冤屈，可这封信没出上海就被截了下来，江小燕很快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嫌疑人抓走审查。

审讯室里，江小燕半点不退让，拿出报纸上登过的傅雷摘帽消息据理力争，办案的人查来查去，发现她和傅家确实没有半点私交，也查不出别的问题，最后只能把她放了，可这段经历也给她留下了一辈子的阴影，往后十几年，江小燕一听见汽车喇叭声就心跳加速，总觉得是又有人来抓自己了。

为了不连累家人和旁人，江小燕一辈子没有结婚，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她从来没对外人提过当年的事，就像这件事从没发生过。

傅家人找了江小燕整整十几年，直到1997年，傅雷的次子傅敏才终于在上海见到了她，一见面傅敏刚开口想道谢，江小燕就立刻摆手打断：“这些话就不必说了，我做的都是应该的，”她不肯收任何礼物，连合影都不愿意拍。

后来傅聪来上海开音乐会，特意托人给江小燕送了前排门票，她也婉言谢绝，始终没和傅聪见面。

晚年的江小燕，在46岁那年考上了大学，圆了年轻时的读书梦，后来当过编辑、做过美术老师，退休后就在家写字画画，日子过得清淡又充实，直到叶永烈先生采访她，这段往事才被大众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