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原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倪献策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位因职务犯罪获刑的省长，出狱后他拒绝外资高薪聘用，南下海南下海经商，先后执掌多家实业公司，人生轨迹彻底转向。

1989年初春，倪献策从监狱大门走出来的时候，天上飘着那种南方特有的毛毛雨。没人接他，他自己拎着个破包，坐公交回了南昌的住处。邻居们没认出他来，也是，谁能把眼前这个灰扑扑的中年男人跟三年前那个在省人大会上作报告的省长联系起来。有家外资企业找上门来，开出的价码是每月7000美元。那年代7000美元是什么概念？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换作一般人，这买卖没理由拒绝。倪献策愣是没点头。有人说他是不想再被外国人当枪使，也有人说他就是犟，一辈子改不了那股子山东人的倔劲儿。不管什么原因，他买了张南下的火车票，奔着海南去了。

1988年海南刚建省办经济特区，满大街都是闯海的人，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眼睛里全是对发财的渴望。倪献策创办了海南华夏实业发展公司，自己当总经理。他给自己立了条规矩：绝不占用江西的资源，全部市场化经营。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多少带点讽刺，当年要不是滥用江西的外汇额度，他也不至于栽那么大跟头。但他确实说到做到了。从海南到广州，他陆续办了好几个实业工厂。1993年又北上青岛，出任银滩开发总公司总经理。一个中专毕业的山东人，当过省长也坐过牢，五十多岁了还能在商场上重新杀出一条路来，你不得不承认这人身上有股子韧性。

可有些账，不是赚了钱就能算清的。

他后来把赚来的钱拿出一部分投到江西的公益事业里。这举动在有些人看来是赎罪，在另一些人看来不过是精明，毕竟是从政坛上滚过的人，太知道名声这东西有多重要了。但我更愿意相信另外一种可能：他在牢里那两年，想明白了一些事。他曾经站在江西的权力顶峰，一省之内说一不二。可那个位置是怎么坐上去的，又是怎么摔下来的，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从钢铁厂的技术员干起，靠着特殊年代里的“表现”入了党，又赶上干部年轻化的好时候被一路提拔。这中间有多少是本事，有多少是运气，有多少是时代给的机遇，恐怕连他自己都掰扯不清。权力的滋味他尝过，权力的代价他也付了。

最有意思的是他那次申诉。刑满释放后他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结果1989年10月被驳回了。法院的答复很干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正确，量刑适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法律给他的那两年，钉是钉铆是铆，没什么好喊冤的。一个曾经能让银行违规拨付60万美元外汇额度的人，在法律的判决面前，终究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倪献策后来渐渐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没人知道他晚年过得怎么样，在哪儿，跟谁在一起。他这辈子像过山车，从技术员到省长再到囚犯再到商人，每一个身份都活得用力过猛。有人说他是贪官的典型，该钉在耻辱柱上；有人说他出狱后自食其力，好歹没吃软饭。我的看法是：一个人犯了法，法律已经给了说法，这没什么好争议的。倒是他那股子“不认命”的劲儿，让人忍不住多想几层，如果当年坐在省长位子上的时候，他把这股劲儿用在正道上，江西那几年的变化会不会不一样？历史没有如果，但这个问号，大概会一直挂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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