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月8日，身在台湾的蒋介石接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报里表示，中国大陆的翻译员周鸿庆在访问日本时，突然逃到苏联驻日本大使馆。
1963年12月30日，日本政府终于对外宣布：周鸿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返回中国大陆。
东京方面的决定只有几句话，背后却是将近三个月的拉扯。台湾当局不断交涉，大陆方面要求送还本国公民，日本国内各方意见争论不休。一个普通翻译的去向，竟让当时的东亚关系骤然紧张。
事情的起点，要追溯到当年9月。
周鸿庆是中国油压机械访日代表团的成员，负责翻译工作。代表团9月6日抵达日本，参观工业展览，考察机械设备。那时中日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两国民间贸易已经逐渐增加，日本商界也希望继续打开大陆市场。
这层背景很重要。周鸿庆后来走进苏联使馆，看上去只是个人临时起意，可事件一旦公开，立刻碰到了各方最敏感的神经。
10月6日晚，访日行程接近结束。周鸿庆饮酒后情绪波动，对日本的生活条件说了一些感慨。回到住处，他担心自己的言行被汇报，越想越不安，最终产生了离开代表团的念头。
10月7日清晨，东京街头还很安静，周鸿庆独自走出代表团下榻的饭店，拦下一辆出租车。他最初想去台湾当局驻日机构，但司机按照旧地址寻找，没有找到目的地。
车辆行驶到苏联驻日本大使馆附近时，周鸿庆突然下车。他借助使馆外的设施翻过围墙，进入院内，很快被苏联警卫控制。附近巡逻的日本警察看见了这一过程，消息再也无法隐瞒。
苏联方面并不打算长期留下他。经过交涉，10月8日，周鸿庆被交给日本方面，随后以入境和居留问题接受调查。
也就在这一天，相关消息传到台湾地区。
台湾当局很快意识到，此事远不只是一个翻译不愿回去那么简单。如果周鸿庆最终前往台湾地区，就可以被包装成具有宣传意义的事件，也能借机向日本施加压力，阻止日本进一步扩大同大陆的经贸往来。
日本池田勇人内阁此时最为为难。
日本既与台湾当局保持关系，又在积极发展同大陆的民间贸易。此前，中日之间已经签订长期贸易备忘录，日本企业还计划向大陆出口成套工业设备。周鸿庆究竟去哪里，表面上应由本人决定，实际上却会被各方理解为日本在政治上选择了哪一边。
台湾方面派人同周鸿庆接触，希望他说出愿意前往台湾地区的话。周鸿庆在事件初期确实十分慌乱，一会儿考虑留在日本，一会儿又提到去台湾地区，态度多次发生变化。
这种反复，也给日本政府留下了拖延处理的理由。日方没有立刻放人，而是把他留在入境管理部门，反复询问真实意愿。
大陆方面同样没有停下。有关人员通过日本民间友好组织和律师展开交涉，要求周鸿庆返回大陆。日本一些支持中日友好的团体也介入其中，帮助他与家人取得联系。
当妻子和孩子的消息送到面前时，周鸿庆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他逐渐明白，自己最初是因为害怕受到处理才匆忙离开，并没有认真想过，去了台湾地区之后还能不能回家。
10月24日，在日本入境管理部门的最后审理阶段，周鸿庆明确表示，他要返回中国大陆，不准备留在日本，也不愿前往台湾地区。
两天后，日本方面向他发出离境命令。按理说，事情到这里应该告一段落，可真正的争夺才刚刚进入激烈阶段。
台湾当局坚持认为，周鸿庆最早有过前往台湾地区的想法，要求日本不要接受他后来的决定。日本政府则担心，若立刻把人送走，台日关系可能遭到严重冲击，于是继续观察他的态度。
11月初，周鸿庆以绝食方式要求回国。他多次发表声明，表示自己的选择没有改变。身体状况恶化后，他被送往医院治疗，但仍在12月继续要求日本签发离境文件。
随着时间推移，日本政府拖延的空间越来越小。周鸿庆本人的态度已经稳定，日本国内不少团体又持续请愿，要求按照个人意愿处理。池田内阁如果继续扣留，反而很难解释。
12月27日，周鸿庆离开收容状态，由相关人员照料。12月30日，日本外务省宣布，经过确认，他最终希望返回大陆，日本只能依据法律尊重这一选择，准许他从1964年1月1日起离境。
消息传到台湾地区后，台湾当局反应强烈。驻日人员被召回，对日采购受到限制，社会上还出现抵制日货的活动。双方关系迅速恶化，甚至一度走到可能破裂的边缘。
1964年1月9日，周鸿庆在严密警戒下从大阪登上“玄海丸”。三天后，轮船抵达大连，他终于回到大陆，与家人重新团聚。这场持续三个月的风波，至此才算结束。
在我看来，周鸿庆事件最值得注意的，不是他翻进了哪一座使馆，而是一个人在恐慌中作出的仓促决定，怎样被迅速放进外交博弈之中。台湾当局想把他变成宣传筹码，日本政府想同时维护两边关系，大陆方面则坚持要求本国公民回国，各方都有自己的考虑。
但事情拖到最后，真正决定结果的仍是周鸿庆本人持续而明确的选择。外交可以施压，宣传可以制造声势，利益也会影响判断，可一个人的去向不能永远由别人替他安排。这场风波还说明，小事件一旦碰上复杂的时代背景，也可能成为撬动地区关系的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