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李卓然病逝前夕，亲人询问他最终安葬何处，他却将手指停在地图西北角
1935年1月15日，贵州遵义，李卓然坐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场里，面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失误，和许多与会者一样，必须作出一次严肃判断。
这不是普通的工作讨论。中央红军连续转战，湘江战役后人员损失严重，原有指挥方式已经难以维持。会议需要回答的，不只是“下一仗怎么打”，更是“谁能够带领部队走出困局”。李卓然长期从事红军政治工作，对部队情绪、基层意见和作战后果有直接了解，因此他的态度并非旁观者的议论。
他支持对“左”倾军事错误进行批评，也赞成重新审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主张。遵义会议没有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却改变了中央红军的领导和指挥格局。对李卓然而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体现了一个政治干部应有的责任：不能只讲服从形式，也要在关键关头辨明路线是非。

这种判断，并非突然形成。
1899年11月10日，李卓然出生在湖南湘乡长塘村，原名李俊杰、李俊哲。少年时期，他读过私塾和本地小学，后来进入湘乡中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许多中国青年把出国求学视为改变国家命运的一条道路。1920年春，李卓然赴法国勤工俭学，巴黎的生活并不轻松，但工厂、课堂和旅欧青年组织，使他接触到新的政治思想。
1923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又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工作训练。那一代留学生的选择，往往不是单纯为了取得学历，而是在社会制度和民族前途的比较中寻找答案。李卓然从法国到苏联，完成的正是从个人求学到参加革命的转变。

回国以后，他没有停留在理论讨论上。三十年代初，他进入中央苏区，在瑞金、赣县等地参加红军和地方工作，先后担任多个部队的政治职务。红军政治工作看似不在枪炮最前沿，却直接关系到部队纪律、官兵关系和群众基础。政治部要做宣传，也要处理伤员、俘虏、群众动员等具体事务，事情琐碎，影响却很实在。
1934年，李卓然参加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部队面临装备、补给和指挥等多方面压力，政治干部不能只会宣讲口号，还必须把作战任务解释给官兵，把纪律要求落实到行军和战斗中。李卓然后来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等职，正是在这些反复磨炼中形成了较强的组织和判断能力。
长征途中，队伍经过湘江、大凉山、夹金山和懋功等地，政治工作的难度随行军环境不断增加。部队减员、物资短缺，干部之间还要保持沟通。李卓然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和他长期接触基层部队的经历密切相关。有人问：“部队最需要什么？”他的回答应当很实际：“要有能把仗打赢的指挥，也要让战士明白为何而战。”这类话虽难以还原原貌，却符合当时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

1936年底至1937年初，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及甘肃、新疆边区作战，处境更加复杂。远离陕甘根据地，补给困难，敌我力量悬殊，地方环境也不利于大部队持续行动。西路军遭受严重损失后，1937年3月召开的石窝会议决定进行组织调整，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担任书记。
这时，问题已经不是如何保持原有建制，而是如何在失败后保存革命力量。部分人员转入分散活动，依托祁连山等地开展游击斗争，寻找突围和汇合机会。正规作战转为游击行动，意味着指挥方式、联络方式和生存方式全部改变。李卓然承担的工作，更多是维系组织关系、传达方向和稳定队伍，而非简单发布作战命令。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陕甘宁边区从事宣传领导工作，后来任西北局宣传部长。宣传工作并不只是写文章、办报纸，还涉及干部教育、政策解释和群众动员。1949年4月，他调往东北工作，继续负责宣传方面的事务。革命队伍进入新的区域，面对的已不再只是战场问题，还有接管城市、恢复生产和建立政权秩序等任务。
1954年11月，李卓然调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长期的战争和高强度工作已经损害了他的身体，1955年，他辞去学院领导职务。离开行政岗位后，他仍参与宣传思想和党史方面的工作。1979年，他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并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9年，李卓然病情加重。11月9日，他在北京逝世，距离九十岁生日只有一天。亲人询问安葬地点时，他没有指向湖南故乡，而是把手指停在地图西北角。那里是安西，也是他曾经战斗、工作并留下战友足迹的地方。按照遗愿，他后来安葬于西北安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