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接连叫停两项对华高校合作，中方直接表态：反对！

一边是大学联合培养，一边是镇痛相关科研，两项中澳高校科研合作被叫停，中方也把态度摆到了桌面上：反对把国家安全概念扩大化，用它限制、打压正常国际教育科研合作。

8月18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要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与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的有关合作协议。

中方回应称，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国际教育科研合作。

我觉得，这件事真正值得看的，已经不是两份协议还能不能继续，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大学合作一旦被纳入安全审查，到底是按具体项目判断风险，还是合作对象被认为存在风险，连普通教学和科研项目也一起受到影响？

这个边界要是说不清，争议肯定不会只停在两所大学。

澳方这次能直接介入大学合作，背后有现成的制度工具。

澳大利亚2020年启动“对外安排计划”，州、领地、地方政府以及公立大学与外国实体签署的部分协议都被纳入监管。

按照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公开规则，如果一项安排被认定与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不一致，或对其对外关系造成不利影响，外长有权阻止协议推进，也可以取消已经存在的安排。

在我看来，这就说明，澳大利亚政府不是临时找了个理由去管大学，它手里本来就有法律框架。

真正有讨论空间的是：政府当然可以审，可项目哪里有风险、风险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非得终止，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更清楚的说明，外界自然会问一句，安全审查的边界到底画在哪儿？

先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这一项。

它与山东大学合作建设的是山东大学澳国立联合理学院，地点就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

中国教育部2019年批准设立该学院，开设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应用化学、生物科学4个本科专业，办学总规模为1200人。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布的培养路径里，还有“3+1+1”模式，符合条件的学生在山东大学学习3年后，可以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继续学习2年。

我觉得，这个细节很重要，因为它不是一张停掉就结束的纸面协议，后面连着的是学生、课程和学位安排。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已经表示，正在与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沟通政府决定对学生和教职员工带来的影响，并直接联系受影响人员。换句话说，政策已经开始落到具体的人身上。

更有意思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前校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布赖恩·施密特也出来说话了。

他表示，自己任校长期间曾从国家安全角度评估过这项合作，当时认为风险较低，而且这个联合学院主要做教学，没有研究组成部分。

他也承认，安全环境会变化，政府作出决定肯定有自己的考虑，只是具体安全依据外界未必能够看到。

我的看法是，这番话把矛盾点挑明了。大学看到的是本科教学、人才培养，安全部门看到的可能是合作机构背景和潜在风险。

两套判断标准不是不能存在，可如果中间缺少足够透明的解释，普通教育项目也会很容易被卷进去。

昆士兰大学这一项更容易让普通人产生疑问。

公开报道显示，被终止的是昆士兰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开展的一项科研合作，研究涉及钠离子通道辅助蛋白，以及澳大利亚本土植物相关蛋白在镇痛方面的潜在用途。

昆士兰大学此前公开的研究也显示，刺树毒素能够作用于神经相关通路，研究人员正尝试弄清这种机制有没有可能转化为新的非阿片类镇痛方向。

我觉得，看到这里，争议就更直观了。一个是大学人才培养，一个涉及疼痛治疗研究，从项目名称本身看，都不是公众通常理解的军事项目。

澳大利亚八校联盟8月6日公开支持完善“对外安排计划”，但它也专门提醒，改革应该瞄准真实风险，不能因为安全监管削弱国际科研合作。

该组织还强调，国际合作本身也是澳大利亚获取科研能力、人才和全球网络的重要渠道。

在我看来，这不是简单的“要安全还是要合作”，真正难的是怎么把两件事一起做。

澳大利亚自己也在推动修改相关制度，政府7月1日提出改革时就说，要把监管更多集中到真正存在风险的领域，也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负担。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看头的反差：嘴上说审查要更精准，现实中连教学项目和镇痛研究都被终止，接下来外界自然会继续盯着，澳方究竟拿什么标准区分“正常合作”和“安全风险”。

我认为，这也是中方这次明确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的核心所在。

安全可以审，风险也可以防，可如果国家安全变成一个边界不断外扩的口袋，普通教育、医学研究和人员交流都可能跟着承受成本。

接下来真正值得观察的，也不是中方表态之后澳大利亚会不会改口，而是这套审查还会不会继续扩展到更多对华高校合作。

如果澳方以后更多按照机构身份去判断，而不是具体看研究内容、数据权限、技术敏感程度和实际用途，那影响的恐怕就不只是两份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