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里有个最倒霉的高官。1949年底，他本来已经拿到机票，成功逃到了台湾岛。结果前脚刚落地，后脚就被蒋介石一道手令，硬是给赶回了云南。

主要信源：（云南日报——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谈解放云南:一个班歼敌800）

1950年1月15日晚上，蒙自县城的一座戏院里锣鼓喧天。

汤尧穿着军装坐在台下，台上的京剧唱到哪一段已经不重要了。

枪声从城外响起来的时候，他甚至没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身边有人告诉他不必惊慌，警戒部队都在40公里外，那几声零散枪响多半是游击队袭扰。

于是他继续坐着看戏。

可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等他终于觉得不对劲，城东方向的动静已经大到捂不住了。

他跳上吉普车直奔城南机场，那是他早就安排好的退路，工兵花了大力气抢修的跑道，专门留着一条空中通道。

可车子开到机场附近，看见的是浓烟滚滚。

停在跑道上的飞机有的被击中起火，有的仓促起飞一头撞在山里。

解放军的红旗已经插上了塔台，机场完了。

汤尧调转车头往西跑，同时命令部队向元江方向撤退。

1月22日下午，他带着第八兵团部和第四十二师逃到元江边。

江水挡在面前，唯一的通道是一座铁索桥，早就被先头部队炸断了。

汤尧站在江边，看着断桥，心里大概已经明白，这局棋下完了。

两天后，解放军三十七师追了上来，把汤尧的残部围在红土坡一带。

汤尧带着一千多残兵躲进二塘山的一个山包上，缩在一个叫石缸庙的地方负隅顽抗。

解放军的一个排从侧翼绕上去，突然从后面闯进庙里，汤尧来不及抵抗，就成了俘虏。

被俘的时候，汤尧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呢子大衣，身材高大，在一群灰头土脸的俘虏里格外显眼。

他被押到师部，第一句话不是求饶，也不是喊冤，而是问能不能给点吃的。

连日奔逃，他已经饿得撑不住了。

汤尧这个人，在国民党圈子里一直不算耀眼。

他早年读过军校，在黄埔当过兵器教官，周恩来、陈赓、林彪都坐在他的课堂上听过课。

他讲毛瑟步枪的结构，口音带着浓重的吴侬软语，学生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汤先生慢板"。

可他在军队里干的大半辈子都是后勤和教育，管的是粮草调配和弹药发放，很少直接带兵冲锋。

在国民党那个看重派系和嫡系的体系里，他始终是个"技术流"，不是"野战官"。

这种身份在平时能混个安稳，可一旦到了大势已去的时候，往往就会变成被推出来的棋子。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蒋介石必须找一个级别够高的人回云南主持局面。

可谁愿意回去，顾祝同不想去，胡琏不想去，李弥和余程万一个被扣一个跑了。

想来想去，只剩下汤尧，他级别够，资历够，又没有自己的派系，用起来放心，丢了也不心疼。

汤尧当时刚从云南绕道海南飞到台湾，刚喘了口气。

顾祝同把他叫去，说了一堆好话，大意是情况不对马上坐飞机回台湾。

汤尧没有太多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接下这个差事。

1950年1月初，汤尧从台湾飞回云南，他在蒙自设立了指挥部，把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的残部收拢起来。

这两支部队加起来号称有几万人，实际上能打的没几个。

他把希望寄托在蒙自机场上，那是唯一的空中通道，只要机场还在，他就有机会在最后关头坐飞机逃走。

可他没想到，解放军的动作比他预想的快得多。

陈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从广西南宁出发，14天急行军900多公里，直插滇南腹地。

汤尧估计解放军会绕道昆明过来，那样至少还有几天缓冲，他没算到陈赓选择了最难走的南线。

1月15日晚上他在蒙自看戏的时候，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摸到了蒙自城外。

那天晚上的枪声不是游击队袭扰，是解放军在端机场。

汤尧坐在戏院里听见的每一阵枪响，都是在切断他最后的退路。

汤尧后来被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他反而比在外面的时候自在了一些。

他懂京韵大鼓，会说相声，每年春节联欢晚会登台表演，说唱俱佳。

沈醉后来回忆说他是个"活宝"，有幽默天才。

他在管理所里负责整理图书室，还给年轻的管理人员讲课，讲毛瑟步枪的结构，讲后勤保障的重要性。

听课的人从黄埔学员换成了看押员，他照样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慢慢悠悠地讲。

1962年，汤尧在功德林病逝，终年65岁，他死后几个月，第一批战犯获得特赦。

如果他再多撑100天，也许能走出那道高墙，但人生没有如果。

汤尧这一辈子，最让人感慨的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始终没有真正掌握过自己的命运。

在黄埔当教官的时候，他教过的学生后来成了国共两党的名将，他自己却始终在后勤和参谋的位置上打转。

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候，他好不容易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又被一纸命令送回火线。

被俘之后，他反而找到了某种安定，他在功德林里说的那些相声，让他在最后的日子里笑得比从前更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