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傅斯年接手北大，一口气清退30多个当过汉奸的教授。哪怕容庚是学界泰斗，他也直接轰出校门。更绝的是，一句话戳穿周作人，让鲁迅这位亲弟弟瞬间成了众人的笑料。
 
这事儿搁今天，多少人得骂傅斯年不近人情。可你要是真走进那段历史，就知道他有多狠、多硬、多让人解气。
 
1945年11月，傅斯年刚从重庆飞到北平南苑机场，脚还没沾地，就冲着前来接机的陈雪屏甩出一句话：“你和伪北大教员，有来往吗？”陈雪屏答：“只在必要场合有过。”傅斯年脸色当场就变了，扔下一句响当当的话,“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这不是做做样子，更不是嘴上说说。
 
这位绰号“傅老虎”“傅大炮”的山东汉子，骨子里就容不得半点软骨头的味道。抗战爆发后，北大要求全体教员内迁，路费学校发，你走不走是你的事。但留在北平、跑到日本人办的伪北大当教授,对不起，那就是汉奸。傅斯年的逻辑简单粗暴：在敌伪办的大学教书，就是伪教授。
 
有人劝他，说这批人里头有不少是学界泰斗，你一个代理校长，何必得罪这么多人？
 
傅斯年不听。他公开表态：“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又说“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话说到这个份上，等于把路堵死了。
 
第一个撞上枪口的，是古文字学泰斗容庚。
 
容庚是谁？《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的作者，学术地位高得吓人。但他偏偏在沦陷时期留在了伪北大。听说傅斯年不聘伪教授，容庚急了眼，写了一篇“万言书”自辩。信里说什么呢？“日寇必败，无劳跋涉”“喜整理而拙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稀有，未忍舍弃”。说白了就是舍不得家当、舍不得书，找了一大堆理由给自己开脱。
 
傅斯年不吃这一套。容庚不死心，从北平追到重庆，非要当面理论。结果呢？傅斯年拍案而起，指着容庚的鼻子就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把这位学界大拿架出去扔到了泥泞的马路上。
 
第二天，《新民报》登了个大标题,《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这几个字，今天读来仍然带着响。
 
后来容庚再度登门，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傅斯年勉强见了，但扔下一句话：北大，你不能来。容庚从此去了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没迈进北大的门槛。
 
如果说容庚是“软磨”，那周作人就是“硬刚”。
 
周作人，鲁迅的亲弟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论资历论辈分，都算傅斯年的师辈人物。抗战八年，他出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按说以他和傅斯年的旧谊,傅斯年当年在北大读书时对周作人一直很尊敬,怎么着也该给点面子吧？
 
周作人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他给傅斯年写了封信，理直气壮地要求把自己当“特殊人物”予以照顾。信里还甩出一句狂话,“你今日以为我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意思很明白：你今天骂我汉奸，明天别人照样骂你，别装什么道德完人。
 
这话搁谁身上都得掂量掂量。
 
傅斯年看罢，当场把信拍在桌子上，大骂一声：“他妈的，青天白日旗还没落下，难道反了这些缩头乌龟王八蛋不成！”
 
更绝的是，1945年12月1日，北平各报刊登了傅斯年的谈话：“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周作人看到报纸，在日记里酸溜溜地写了一句话,“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把傅斯年比作驴叫，暗戳戳地骂人。
 
傅斯年根本不接这茬。没几天，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入狱。那篇日记里的“驴鸣”二字，成了他汉奸生涯的绝响。
 
傅斯年一口气清退了30多个伪北大教授。有人问他，你就这么不讲情面？傅斯年回答得干脆：“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
 
他在给夫人的信里还补了一句：“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这话说得狂，但狂得有底气、有担当。
 
傅斯年不是只对别人狠。日本投降那晚，五十来岁的他疯了似的从住所拿着一瓶酒冲到街上大喝，拿手杖挑着帽子乱舞，帽子飞了、棍子脱手了，痴痴癫癫地庆祝。蒋介石劝他去美国看病，费用全包，他一口回绝：“敌人未灭，国难当头，我凭什么走？”
 
后来有人弹劾孔祥熙、宋子文，别人不敢吭声，傅斯年一介书生连写檄文，硬是把两位政坛大佬拉下马。胡适评价他,“坚持原则决不妥协”。
 
气节这东西，平时看不出来，关键时刻才见分晓。傅斯年用30多个被清退的教授告诉所有人,有些底线，碰了就是碰了，什么万言书、什么师生情、什么学界泰斗，统统没用。
 
信息来源：凤凰网历史频道2009年9月18日报道《傅斯年不用“伪北大”教授称其是汉奸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