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记者、作家 Pallavi Aiyar 的文章《亚洲最重要关系背后的真正问题》可能代表了部分印度精英的看法。作者的核心观点并不是简单分析中印边境争端，而是认为中印关系长期恶化的根本障碍是双方都戴着历史记忆的“有色眼镜”看对方，因此经常在进行两场不同的对话。

作者首先指出，中印对彼此的重视程度并不对等。中国把美国视为真正具有全球战略筹码的竞争者，而印度更多被视为重要的地区大国、核邻国和潜在竞争者；但在印度，新德里的几乎所有重大安全决策都会考虑中国。与此同时，中印经济实力差距已经明显扩大——作者引用2025年数据称，中国GDP约19.4万亿美元，接近印度4.1万亿美元的五倍。因此，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印度应该接受自身相对弱势的现实，并利用中国的经济实力促进自身发展。但这种说法在印度人听来却容易被理解为居高临下甚至带有羞辱意味。作者认为，这种“语气”上的冲突，比单纯的经济差距更加重要。

文章随后解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心理，即中国部分民众为什么会把印度与“阿三（Ah San）”联系起来。 作者认为，这与近代中国的殖民历史有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印度锡克族警察被英国殖民当局派往上海等地，在租界承担治安任务；印度商人中的帕西人和马尔瓦里人也参与过英国主导的对华鸦片贸易。因此，在中国历史记忆中，印度人有时被固化为“替西方殖民者办事的亚洲人”。今天印度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加强与美国和欧洲的合作，在部分中国舆论看来，就容易被套入这个旧框架——即印度再次成为西方牵制中国的工具。作者认为，这种看法显然忽略了印度外交政策本身的独立性。

但这种历史偏见并非单方面存在。如果说中国通过殖民历史看印度，那么印度则通过1962年战争看中国。 印度长期把1962年中印战争视为中国背叛印度的象征。当年尼赫鲁政府相信两个后殖民亚洲大国可以共同建立一个独立于美苏两极体系的亚洲秩序，但战争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今天中国援助巴基斯坦、边境军事压力以及2025年的5.7空中冲突，在印度看来往往不只是正常的大国竞争，而是中国长期“围堵印度”的延续。因此，印度社会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判断：中国表面谈判，实际上是在利用谈判争取战略优势。

作者特别强调，双方都有自己的“历史盲区”：中国看到的是一个似乎愿意依附西方的印度；印度看到的则是一个表面友好、暗中推进自身利益的中国。 双方都把对方的行为放进自己的历史叙事中解释，因此同一个行动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解读。作者在北京参加中印学者交流时亲身感受到，中国学者认为印度应该正视实力差距，而印度记者却认为这是“不尊重”。这说明中印矛盾不仅是领土、军事或经济问题，也是严重的认知和沟通问题。

文章最后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解决办法：恢复两国之间的直接新闻交流。 2016年至2023年，中印双方不断驱逐对方记者，到后来两国几乎都没有对方常驻记者。结果是，这两个拥有全球约三分之一人口、拥有核武器、共享约4000公里边界的邻国，越来越依赖西方媒体、社交媒体和二手信息了解彼此。作者认为，这非常危险，因为缺少实地记者之后，填补信息真空的往往是民族主义者、网络喷子和各种未经验证的信息。她以自己早年在北京生活的经历为例，认为真正生活在中国之后，会发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印度人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不是西方媒体所呈现的那种“完全陌生的中国”。烽火问鼎计划

我认为这个作者有意忽略了几个重要的地方：印度对西藏的野心；拱火中美竞争，以图渔翁之利；以及最重要的，印度部分精英始终把中国因素作为内部团结的抓手，他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中印敌对的叙事。只要“中国威胁”对印度同时具有国内政治价值和国际战略价值，印度就很难彻底放弃对华竞争；而只要印度继续把中国视为可以被利用、但又必须防范的战略对象，中国也很难对印度形成真正的战略信任。实际上，印度不需要变得亲中，也不需要放弃与美国、日本、欧洲的合作，它只要让中国相信印度不会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前沿支点，那么双方的安全疑虑就会下降很多。但问题恰恰在于，这种“中立”本身可能就是印度难以承受的选择。印度越强调“中国威胁”，西方越愿意给印度机会；但中国也就越不信任印度。而印度越主动缓和对华关系，中印关系越容易稳定；但西方就越可能怀疑印度是否值得长期投入。东食西宿的念头不改，这种局面不是互相派几个记者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