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问过我一个问题：倘若毛主席看到改革开放带来民生巨变，会不会感到吃惊？

1956年4月，毛主席在北京作《论十大关系》讲话。
谈到经济建设，他没有只盯着钢铁、机器和重工业投资，而是专门讲了一件很实际的事：农业和轻工业也要发展，粮食和生活资料必须跟上。

工人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证，重工业也很难真正发展起来。
他还谈到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利益要兼顾，中央统一领导之下应当适当扩大地方的权力，外国的长处也应该学习。

把这几句话放到几十年后的中国，再看那个问题，味道就不一样了。
1978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63.9%。对许多家庭来说，吃饭仍占据日常开支的大头。到2017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29.3%。同一时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饭桌上的东西变了，住房变了，家用电器从稀罕物变成普通用品，人们花钱的方向也从单纯解决吃穿，逐渐伸向交通、教育、通信和各种服务。

毛主席若能看到这些，会不会吃惊？
若只说中国富起来、人民生活越来越好，这个结果并没有远离他生前提出的目标。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主席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四个现代化”的构想逐渐明确。1975年四届人大仍在重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所以，一个工业发达、农业进步、科技提高、百姓生活不断改善的中国，对毛主席来说并非完全陌生的想象。1956年他研究农业和轻工业，研究生产者利益，归根到底也是在琢磨同一个难题：国家怎样既积累力量，又不能让群众生活长期停在很低的水平。

可目标摆在那里，不代表通向目标的道路已经找到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建立起重要的工业基础，教育、卫生等事业也有发展。与此同时，建设过程经历了严重曲折。急于求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尤其“文化大革命”，都给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损失。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出了明确评价。
这里恰好出现了本题最值得琢磨的一道裂缝。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提出调动积极性、兼顾生产者利益、适当扩大地方权限，也主张学习外国经验；但这些思考仍然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框架中展开的。不能因为后来改革中也讲积极性、讲开放，就把几十年后的制度变化倒推成1956年已经设计好的方案。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事情推到了另一个阶段。
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管理体制需要改革，对外经济合作需要扩大，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可以采用。

变化并不在于中国突然有了“现代化”这个愿望，而在于开始重新回答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靠什么办法把现代化变成持续增长的生产力，再把增长真正送进千家万户？

农村率先出现变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广以后，家庭承担的生产责任与自身收益联系得更紧。还是土地，还是那些劳动者，激励关系却发生了变化。粮食增产不再只是一个笼统的国家任务，农户能够更加直接地感受到多生产与自身生活之间的联系。

这个变化很小，小到最后仍然落在一家一户的账本上；它又很大，因为经济发展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被碰到了：怎样让国家的发展目标与劳动者自己的收益形成稳定连接。

改革随后进入城市。企业经营机制、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方式不断调整，对外贸易、利用外资、技术引进持续扩大。再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市场开始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内参与资源配置。

到了这里，毛主席生前熟悉的建设方式和后来中国走出的道路，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差别。

他曾要求调动地方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却没有经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展开；他主张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却没有经历此后如此长期、如此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他希望农业、轻工业能够更多满足群众需要，却没有看到一个普通家庭面对成千上万种商品自由选择的消费社会。

让百姓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让中国拥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本身未必足以令毛主席意外。
更可能超出他生前经验的，是这些目标后来竟通过改革经济体制、重新调整生产与收益关系、扩大市场作用并长期向世界开放，一步步变成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于是再回到1956年的那场讲话，会看到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距离。
那时毛主席讨论的，还是怎样多生产一些粮食和生活资料，怎样在国家积累与群众生活之间找到平衡。几十年以后，一个中国家庭用于食品的支出比例已经从六成以上降到三成以下，收入来源更加多样，商店面对的难题也早已从“有没有东西卖”变成“消费者买哪一种”。

毛主席想过一个富强的中国，也想过人民生活应当改善。
他没有看到的，是这个愿望后来走过了怎样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