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刑场在城外的一片荒坡上。

那天风很大，卷起漫天黄土。

黄茂才被两个士兵架着，跪在坡顶。

他双手反绑，后背对着黑洞洞的枪口。

判决书念完了，风把最后几个字撕成碎片。

就在扳机即将扣响的瞬间，他昂起头，用尽全身力气喊了出来。

我不是国民党特务。

我是无辜的。

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他喊了一遍又一遍，嗓子喊出了血，声音在荒坡上撞来撞去。

行刑的士兵愣住了，枪口停在半空。

时间倒回五年前。

1948年的重庆，渣滓洞监狱嵌在歌乐山的半山腰上。

黄茂才是这里的一名看守。

他是四川荣县乡下人，祖祖辈辈种地，穷得揭不开锅。

为了一口饭，他托同乡关系进了看守所当看守。

那时候他二十出头，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人。

别人当班非打即骂，他当班，总是低着头，把牢门轻轻带上。

江竹筠就关在女牢里，大家都叫她江姐。

江姐受过重刑，十根手指被竹签钉过，放风时走路都微微发颤。

可她的背总是挺得笔直，眼里没有一丝怕。

黄茂才每次看见她，心里都发紧。

他想不通，这样一个女人，凭什么被折磨成这样，还不肯低头。

一次放风，江姐走到他身边，轻轻说，小兄弟，你也是苦出身吧。

就这一句话，黄茂才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从那以后，江姐一有机会就跟他讲，穷人为什么受穷，外面的世道正在变天。

他听得半懂不懂，可认准了一件事。

江姐是好人，好人不该死在这里。

他开始偷偷帮狱中的难友。

难友受刑伤口溃烂，他趁夜班没人，把药悄悄塞进门缝。

狱中人想知道外面的消息，他把报纸折小，藏在饭桶底下带进来。

他做得最多的是送信，狱里狱外，全靠他这双腿。

江姐在狱中写下的遗书，是黄茂才冒着杀头的风险送出去的。

狱中党组织的最后一份报告，也是他缝在衣角里，带出了渣滓洞。

难友们不知道他的真名，给他取了个代号，叫蓝先生。

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蓝先生三个字，是牢狱和外界唯一的一根线。

每送一次信，他的手都在抖，可下一次，他还是去了。

1949年11月，国民党开始溃逃，大屠杀的阴云压上歌乐山。

也是命大，大屠杀前夕，他因家中有事请假离开了渣滓洞。

就在他走后没几天，枪声在渣滓洞响了整整一夜。

江姐牺牲了。

两百多位难友，倒在了黎明前的最后一刻。

黄茂才在老家听到消息，蹲在门槛上哭了整整一夜。

新中国成立了，世道变了。

可黄茂才头上的天，却塌了。

镇反开始，渣滓洞的看守一个一个被揪出来。

黄茂才当过看守，这是抹不掉的履历。

他说自己帮过共产党，没人信。

他说江姐可以作证，可江姐已经牺牲了。

他说难友们都知道蓝先生，可活着的人，一时半会儿哪里去找。

一个在魔窟里当过差的人，说自己是好人，谁信呢。

他被定成国民党特务，判了重刑。

他不服，一遍一遍申诉，材料写了一份又一份，全都石沉大海。

他在狱中熬了一年又一年，从黑发熬到两鬓斑白。

1964年他刑满释放回了老家，成了背着历史污点的人。

村里人指指点点，小孩子追着他扔石头。

他不辩解，只是年年往重庆写信，请求重新审查。

这一写，又是十几年。

1981年，工作人员整理烈士档案，在胡其芬烈士的狱中绝笔里，看到了三个字。

蓝先生。

档案里写着，这位蓝先生，是狱中难友最可靠的交通员。

调查组顺着线索，找到幸存的难友曾紫霞。

曾紫霞一听到这三个字，当场就哭了。

她说，我找了他几十年，他是我们的恩人啊。

一切都对上了。

送信的人，是他。

送药的人，是他。

带出江姐遗书的人，还是他。

这一年，黄茂才终于等来了那张平反通知书。

他捧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很久，一句话也没说。

三十多年了，他从二十多岁的青年，等成了年过五十的老人。

一个人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那段说不清的岁月里。

有人问他，恨不恨。

他摇摇头说，不恨，能还我一个清白，就够了。

后来他去了一趟歌乐山，渣滓洞还在，牢房还是当年的样子。

他在女牢门前站了很久，仿佛又看见江姐挺直脊背，慢慢走过放风的小院。

风穿过空空的牢房，发出呜呜的声响。

像是有人在低声说话。

又像是一声，迟到了三十年的叹息。优质故事创作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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